任何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的，一代一代地传承，并在传承过程中加以创造。地域文化必然会打上深深的传承烙印和环境印记。而东北地域文化则不同，东北有着特殊的历史，所以有着特殊的地域文化。

      无论距今六七千年的新开流文化，还是距今五六千年、拥有“中华第一龙”和大型祭坛神庙遗址的红山文化，都能够表明东北地域的人类文明历史之悠久。这里，有建于公元前2世纪的夫余国，建于公元前37年的高句丽国，公元698年粟末靺鞨人“恃荒远，乃建国”的渤海国，以及后来的辽国、金国等。在这片土地之上，历史的烽烟始终在飘荡，同样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与中原大不相同的是，这里每一次政权更替，都是在异族之间通过战争进行的。其结局比较残酷，幸存的人口被迁移，城池被捣毁，因而文化得不到延续和传承。

      元明时期，东北地域主要是女真人和蒙古族人。元代蒙古族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或强制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真文化的发展。到了明代，其文化影响状况则发生了主从易位。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后，蒙古族附庸于女真。更重要的是，大量汉族人、朝鲜人进入女真人居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当女真族遇到比游牧文化还要先进的农耕文化的时候，他们很快地接受并主动融合了农耕文化因素，因而取得了对于蒙古族的文化优势。在长期的多民族杂居共处之中，逐步实现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1635年，后金第二代执政者皇太极在沈阳发布上谕，一直被学者看作是一个重要标志，即宣告了满洲共同体的形成。满洲共同体的形成，对于东北地域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一是清朝统治整个中国200多年，没有满洲共同体的形成，不会有后来清朝统治之下，对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于东北地域文化的影响自不待言；二是满洲共同体并非单纯的女真人，其融合了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不同民族的血脉和文化因素，实际是在东北大地培育出来的一个新的文化载体；三是此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满洲共同体的文化是东北地域文化的主流。

       清朝入关，整个东北呈现出一派荒凉的景象，“中间千数百里无居民，昼则行，夜则露处，豺狼四嗥，霜雪盈野。”“弥望无庐舍，常行数日，不见一人”。就算是清入关前非常繁华的沈阳，在流人函可笔下也是“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清入关以后，东北地域内并非绝对无人，至少有八旗驻防兵、打牲乌拉牲丁和土著少数民族。而自康熙七年（1668）开始实行封禁政策，直至咸丰十年（1860）解禁，200年封禁虽然没有完全禁止关内民众“闯关东”的脚步，从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看，形成了“文化断层”则是无疑的。当时东北地域文化，以满族文化为主流，当然这时的满族文化主要是农耕文化，其次有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和东北部土著民族的渔猎文化。这个时期的东北地域文化处于相对隔绝状态，与中原文化没有交流，是比较原始朴素的蒙昧状态。

      通过对清朝封禁之前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到，东北地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其发展缺乏连续性，表现为文化断层的累迭，非传承跳跃性演进。因为历史上不具备文化传承的社会条件，东北地域未出现过纵贯古今绵延不绝的文化传承，今天的东北地域文化与历史上的地域文化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当代东北地域文化应另有其正溯源头，其从古至今的流变呈现着跳跃性变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