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即“双反”运动。“双反”运动以反铺张浪费、反右倾保守为中心内容，同时反干部中的“三风”“五气”。“三风”即官僚主义作风、宗派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五气”即官气、骄气、暮气、阔气、娇气。

       梨树县委按照中共吉林省委和公主岭地委的部署，于3月中旬和4月12日，两次召开县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参加的开展“双反”运动动员大会，转入以“双反”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改。

     “ 双反”运动是整风运动的继续，仍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为武器。“双反”运动于3月中旬首先在财贸系统和工业交通系统开始，党群、政法、文教卫生等系统从4月12日开始。经过广泛发动以后，很多部门和单位提出口号，屡屡出现鸣放高潮。粮食局及下属单位，一周时间贴出大字报271张，提出意见1340余条；县联社两天时间贴出大字报446张，提出意见506条；商业局提出“全体总动员，奋战15天，坚决烧掉领导的‘三风’‘五气’，彻底搞好‘双反’运动”的口号，3月24日一个午后，各股、室贴出大字报177张。税务局提出“猛揭浪费保守，狠打‘三风’‘五气’”的口号，4月15日一个晚上贴出大字报314张。1958年5月20日至26日，县委召开中国共产党梨树县第一届三次会议，会议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方法，发动参加会议的代表认真检查县委领导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完成工作任务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思想作风上的“三风”“五气”，检查贯彻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缺点和问题。与会代表也自我检查揭露，横扫自己的“三风”“五气”。会议期间贴出大字报909张，提出意见2093条。右倾保守思想受到严厉批判，“左”的盲动情绪相互升温。

       在“双反”运动中，中共梨树县委坚持贯彻运动与生产两不误的方针。提倡先务虚、后务实，虚中求实，以虚带实，生产落实；采取边鸣放、边整改，边辩论、边检查，边建设和边跃进的作法，把“双反”运动推向了鼓干劲、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县交通科出门整风，把干部集中到郭家店镇，边整风边生产，12天的运输任务八天完成，提高效率66.7%，节省开支440余元。梨树镇运输社提出“车到哪反到哪”，很有成效。梨树县农具厂提出“苦干10整天，早起加晚眠，赶制新农具，及时送田间”的口号，把上班时间增至11小时，播种前赶制出15台跃进号双垄耕耙和20台大豆穴播机。商业局积极响应县委支援农田水利建设号召，专门成立农田水利办公室，局长带领三名专职干部负责农田水利物资供应，另外成立9个农田水利服务队，27名干部深入27个农业社，帮助制定农业生产规划。共购进木材2000立方米、铁筋18吨、元钉150吨、水泥420吨，从省调进钢材22吨，满足了农田水利建设需要。法院批评领导右倾保守和审判人员的暮气，改坐堂审案为建立审判站巡回审案，审判率由原每人日审10件提高到14.5件，使积压案件大量减少。农村区、乡和县下乡干部白天把运动带到田间，夜晚研究整改，农村出现新气象。

     “双反”运动，狠反右倾保守思想、铺张浪费和干部中的“三风”“五气”。揭发出的各种主要表现是：

       一是在右倾保守思想方面，对农业生产跃进中的水利建设有为难情绪，行动被动、迟缓，注意大型工程建设，忽视小型全面开花；推行满粪化和生产工具改革工作表现犹豫，不积极，不主动；各项生产指标确定的拘泥保守，跟不上形势发展；1957年粮食征购上表现几次动摇；事业跃进不迅速，尤其在组织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中有很大距离；政法工作在一个时期内右倾情绪严重。

       二是在铺张浪费方面，粮食局本位主义严重，不按上级指示办事，一次往四平运送稻谷，因道路泥泞多花运输费6940元，另有其它损失浪费，总计达35万元。县社领导工作保守，缺乏敢干精神，在南部山区少收玫瑰花5万余斤，造成损失。梨树镇铁器社领导放不开手脚，制定小组工作定额，每天只打5张大镐，“双反”后工人的实际产量超过3倍。各地损失浪费现象普遍存在。

      三是在“三风”“五气”方面，部分县委成员和干部官气十足，待人冷淡，不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对待下级干部和群众，态度冷酷，不容人家说话；处理事务不调查，不研究，主观臆断；不深入基层指导工作，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脱离群众，名誉上搞试验田，实际并不参加劳动。有部分县委成员和干部存在严重“骄气”，喜欢奉承，不喜欢听批评，有了成绩粘粘自喜，显示自己，吹嘘自己，老子自居；少数成员和干部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暮气”，工作安于现状，墨守陈规，作风疲沓，处理问题拖拉不决；还有个别成员和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阔气”，讲排场，摆架子，议论手表、收音机、料子服、皮鞋，注重穿戴，不艰苦朴素；个别的侵占公款，铺张浪费。此外，还有个别成员和干部，对个人和整体组织之间关系处理不当，不注意党的团结和统一，甚至对监管部门表示不满；偏重于自管部门和事业，搞本位主义或分散主义；在个别问题上，贯彻落实上级方针政策不坚决，上下讨好，偏离政策，搞感情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