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率先在全党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8月东北局开始搞的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运动，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很快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三反”）。后来，又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五反”）。运动最终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我们党领导新中国建设和加强自身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东北解放后，党的主要任务由战争转向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部分意志薄弱的党员经不住腐化思想的侵蚀和利益诱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行为，并且在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运动中有扩大蔓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局开展了“三反”运动。

    梨树县的“三反”运动，是1952年8月15日开始的。运动的对象主要是县、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辽西省委组织部长邹群锋带领省委工作组指导，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下设9个分会，分会设“三反”办公室。运动第一阶段学习文件，思想发动。第二阶段，坦白交代，揭发检举。第三阶段，思想批判，组织建设和区级“三反”运动的开展。

     坦白检举阶段，在全县干部职工中暴露出行行色色的腐败问题。一是干部和工作人员利用各种职权，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多种多样的贪污、盗窃和侵占，损害公共利益，甚至破坏公共财产。如县供销总社会计股长曹某走空账、造假据，贪污1000余万元；推销员张某卖货时以多报少，买货时以少报多，暗吃回扣，贪污1600余万元。百货公司潘某盗窃布匹24次。政府企业科股长刘某侵占公款，从事投机倒把，贪污6亿元（东北币）。六区财粮助理贪污公粮11石。二是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一些干部目无国法，偷税漏税，包庇走私、投机倒把分子，为地主、富农篡改成分；卖兵、卖担架、卖介绍信等等，从中贪污受贿。如：武装部干部放走应该判刑的反革命分子；二区副区长张某卖兵3名、担架员2名，开介绍信放走“中天道”壇主；法院书记员韩某明码标价卖离婚判决书。三是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有的干部以借为名，借钱不还；买店铺物品不给钱；对投机、走私和不法人员暗中索取；在老百姓中见到爱物索为己有。如：税务局郑某敲诈勒索共达240余次。四是盗卖窃取国家情报，坐探分子活动猖獗。如：土产公司坐探分子徐某先后盗卖回家情报4次，造成国家赔款损失1100多万元（东北币）。本公司另一坐探分子赵某自家开设山货莊，利用皮毛技术员身份，销售给国家劣质皮货24次，骗取非法利润900多万元；徐、赵和另一个坐探分子，仅在皮毛营销中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上亿元。土产公司领导官僚主义，盲目采购，储管不当，三年中造成经济损失67463万元。县政府林业科长一贯强迫命令，罚修筑河堤的民工30多人下跪，打骂妇女、群众，造成极坏影响。此外，还有干部道德败坏，乱搞两性关系，甚至鸣枪逼奸。

    1951年10月13日，梨树县的“三反”运动结束。参加运动的县直39个单位，农村11个区和两个城镇区，共1849人，其中党员441人、团员385人。运动中暴露出有贪污行为的746人，占全体干部的40.4%。其中党员贪污的255人，占党员总数的57.8%；团员贪污的153人，占团员总数39.1%；科级以上干部13人中，有贪污行为的9人；区委书记、区长48人中，有贪污行为的38人；区一般干部有贪污行为的133人；企业经理、主任、厂长30人中，有贪污行为的23人；余为县直各系统干部。运动中清查出贪污数额在百万元以下的530人，百万元至千万元的197人，千万至五千万的19人，五千万至亿元的1人。贪污总额13亿元（折合人民币1300万元）。运动中再次暴露组织不纯，隐瞒成份5人、隐瞒出身8人、隐瞒年龄或学历各1人、三青团1人、土匪2人、国民党兵2人、保安队1人、反革命家属1人、反革命亲友2人。

    在“三反”定案环节中，对绝大多数情节轻微，坦白彻底，立功赎罪的从轻处理。对少数情节严重，手段恶劣，思想顽固，拒不坦白的严厉惩处。运动中有17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刑事处分11人，行政处分121人。行政处分其中开除6人，撤职21人，降职9人，记过45人，警告40人，另有3人因性质恶劣报上级处分。对于党员干部，依照“党内严于党外”的政策，查处55人，其中开除党籍7人、留党察看12人、撤销工作4人、警告16人、劝告16人。还清除了干部队伍中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政治上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坏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