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街东洋火磨厂，位于奉天省梨树县四平街道东中央纬路北靠近铁路处，是1937年日本三井株式会社所建，专门加工面粉的工厂，主要供应军需。工厂有六层制粉楼一座，日本制造磨粉机22台，平筛8台，筛麸机2台，洗麦机2台，打麦机4台，净麦筛2台，升运机2台，日产面粉80吨。
东洋火磨工厂资本家凭借日伪政权势力，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奴役、压榨。工人每天不仅要工作12小时以上，劳动安全没有保障，还经常遭到日本工头的打骂和侮辱。对待中国工人近乎于监狱管理囚犯，制定了一套非常苛刻的规章制度。如工人上下班出入厂门要搜身检查，工人进厂后立即锁上门，工人吃不饱不许从家里往厂内带吃的等等。还有日本人用的洗脸盆、澡塘一律不准中国工人使用，生产时间相互不准讲话等规定。违者轻则打骂，重则开除出厂。工厂24小时不停机生产，对工人实行的是两班倒的工作方式。工人们不仅每个工作日要干长达12小时的活计，还要在日本资本家、厂长、工头的呵斥甚至是皮鞭、棍棒下度日。工资待遇却很低，每日只有5角钱。患病非但得不到医治，还要被逐出厂。工厂生产条件差，劳动者安全得不到保证。
一次，东洋火磨厂工人刘永正粉碎豆饼时，因日本工头来到旁边监督，心里紧张，把手塞进绞刀里，五个手指被切掉，日本厂主不但不给治疗，反而将刘永正开除；工人刘立兴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患肺病严重，为了糊口不得不坚持工作，直到最后吐血被厂主解雇。刘立兴丢失工作，在四平生活不下去，只好拖着病身子回关里，途中行至开原因病情加重死亡。
邵荣贵和哥哥邵荣田都是东洋火磨的工人，奉天省梨树县火石岭子山坳里人。邵荣贵见识广，对日本人虐待工人的现象十分不满，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对日本人的压迫进行反抗，同厂主、工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1940年到1942年，先后举行了三次罢工。
第一次罢工的直接起因是，1940年7月的一天，日本工头沙贺喝醉了酒，无故连续打了三名中国工人，激起了中国工人反抗情绪。工人骨干邵荣贵、徐才、谢茂林秘密商议决定举行罢工。当晚9时，以电铃响为号，四十多名工人立即停下手上的工作，跑出车间，冲向厂门外，一起涌向共荣大街派出所，向派出所诉说日本工头醉酒无故打骂中国工人的事实。警察所长是日本人，怕把事态闹大，将沙贺传来，令其向中国工人赔礼道歉，并罚款5元钱应付了事。沙贺在日本派出所长面前认了错，但心里一直想着寻机报复。
邵荣贵领头罢工，得到大家的支持。哥哥邵荣田在四平街租借别人的一间小屋，两张床占了整个房间的大半面积，门边是自己砌的灶台，就算作厨房了。好心的房东借给他们一张矮桌两个凳子，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两个放衣服的纸箱塞在床底下，家里最大的奢侈品是一把手电，上夜班时用。
邵荣田天生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老婆捡煤核，夫妻两人到这儿打工也有些年头了，本来打算赚了些钱就回老家，可邵荣田觉得四平要比山里好得多，便执意把两个孩子从老家接过来在这上学，可每学期学费成了一笔高昂的代价。每天路过菜场时，总是捡些烂菜，为的是省钱。刚来这儿打工时，哥俩因为没有一技之长，走了好多个大门都没人要，后来还是老乡介绍来到现在的这个厂里尽管很累，不过一个月下来起码有几元的收人，加上妻子捡煤核，一家人省吃简用倒也过得去。可眼下的小鬼子越来越不把工人当人看，他一下子感到有些茫然，老实人不知道如何办，不知道如何面对孩子们的目光，更不知小鬼子会不会因为罢工把工人开除。
第二天，邵荣田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催着两个孩子吃过早饭上学，自己也急急地骑上车往厂里去。来到单位里一看整个车间就他一人来，其他的一个也没来又有些犹豫了，独自在车棚外徘徊。“邵荣田!”突然听到有人在上面叫老实人，邵荣田抬头看是小鬼子站在办公室的窗口叫老实人，应了声有些心虚的急忙上楼。
看到邵荣田进门，小鬼子笑容可掬的示意老实人坐下:“邵荣田，你在车间里是手脚最快的，工资也总是最高，年纪也不小了，一天不做应该知道得损失好几元钱，我做老板的自然也要损失，但我无所谓，说穿了不伤骨肉，你们就不同了是吧?你们这样子不做事，对大家、对我都没好处，你是最吃亏的，所以我想请你带个头，我可以另外补贴你一元钱，只要你能带头上班，你看怎么样?”邵荣田没想到小鬼子会这样和自己说话，本以为会被骂一顿却反而增加了一元钱，心里很是暗喜，有些受宠若惊，急忙点头:“太君，我本来今天就是来上班的，只是看别人没来“那好，呆会我让会计另外给你增加一元，你也别和旁人说，干活去吧。”尽管小鬼子的口吻居高临下，可邵荣田还是很高兴能得到一元钱。部荣田一个人来到空荡荡的车间里安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开始于活。过了一会，又来了几个人，看到邵荣田在做了也有些心动，邵荣田便劝大家和他一起开始工作吧，说最终吃亏的还是打工的，几个人本就有些心动，听邵荣田如此说便也坐下来开始干活。
快中午时，邵荣贵来了，看到哥哥邵荣田在干活，当时就气急了，上前一把扯下邵荣田手里的活扔在地上:“大哥，昨天怎么和你说的，忘啦?”邵荣田没有发火，只是弯下腰拣起了活，抬头对邵荣贵说“荣贵啊，胳膊拗不过大腿的，不做哪来钱呀?听我劝，你也做吧。“我不做!你们都是些软骨头!”邵荣贵气得大骂，“你们不能这样!要知道，小日本侵略我们的家园，克扣我们的工钱我们必须奋起抗争。我们应该明白，小鬼子讲王化、讲道德，王化是什么，德化也，何谓德，道义二字。可惜啊，我们东北人都成了亡国奴了。小鬼子这些无恶不作的禽兽，他们根本就不配做人!所以，大家听我的，为了生活，为了日子，用罢工争取我们活着的权力!”邵荣贵的哥哥无颜地低下头，扔掉手里的活。
第二次罢工是1941年9月，东洋火磨厂的二十多个防空窗帘丢失，日本人借机私立公堂，把门卫刘平正、姜日新抓起来，怀疑他俩盗卖了窗帘。厂长小野还亲自出面把刘平正、姜日新、谢茂林、邵荣福等人送往日本宪兵队。宪兵队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刘平正因受刑过度而死亡，但丢失窗帘案件仍没有侦破。日本工头余怒未消，伺机报复，此时正值中秋节，工人将集体伙食养的一头猪杀了，准备改善生活，被李翻译发现后告密。日本工头将汪仁宽捆绑毒打，并把那分成数块的猪肉挖大坑埋在土里。中国工人们辛辛苦苦养的猪，非但没有吃成猪肉，反而埋了，并且挨打，觉得日本人对中国工人太苛刻，太不拿中国人当人看，因此发起第二次罢工。共荣大街派出所为安抚中国工人，对日本工头罚款3元了事。
第三次罢工是为争取工人权益。1942年秋天，电工张本才、力工王奎武无故被日本工头殴打，张本才被打成重伤，送回家时已经奄奄一息，不日含恨而死。王奎武被打得遍体鳞伤。工人对此怒不可遏，邵荣贵等人再次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再次罢工。这天晚上，门卫孙世贵故意不锁厂门，给工人留方便。晚9点钟罢工信号一响，工人们立刻冲向大门。恰巧撞上工厂管事的日本人岸田，岸田声色俱厉地阻拦。两个工人把岸田摔倒，把他的眼镜踩碎，并且狠揍了他几拳，然后随工人们一起跑出厂外，齐奔北门街派出所告状。挨打的王奎武和日本工头当堂理论，伪警察派出所长劝工人回去上班，工人不从，要求增加工资，要求日本工头保证今后不打人，不答应条件就不恢复生产。最后厂长小野亲自到派出所向工人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准日本工头打骂工人。罢工持续3个多小时后复工。事后，有的工人每天工资涨一角钱，有的涨几分钱，从此，日本工头没有再敢打中国工人。
通过这三次罢工，打击了日本厂主及帮凶的气焰，提高了中国工人同日本资本家斗争的勇气。四平工人对日本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的不满和反抗，体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这在日伪统治时期是难能可贵的。
邵荣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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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1 10: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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