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原名魏丽丽，1970年生，江苏人。1994年开始写作，小说曾登1998年、2001年、2003年、200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2003年获人民文学奖，2004年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2004年获鲁迅文学奖，2010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主要作品有：《乔治和一本书》《一个人的排行榜》《在明孝陵乘凉》《大老郑的女人》《化妆》《情感一种》《流年》《拐弯的夏天》等。

　　

　　

    目光退得远一些——1997年，魏微写出了《一个年龄的性意识》，翌年又写出《乔治和一本书》，以两个“先锋派”的短篇进入读者的视野。可是不久后，她发现并不擅长“先锋派写作”，于是立即转身扑向了熟稔的“生命经验”和“日常生活”，写出了《在明孝陵乘凉》《情感一种》《到远方去》以及《化妆》等一系列有力的中短篇。

　　魏微生于1970年，刚好搭上了“70后”作家的第一班地铁。容身个性化写作的“70后”小说家群落，魏微的精致比不上安妮宝贝，锋利敌不过盛可以，这让她的风格辨识度并不大。然而，读过魏微的小说的人会自然生出一种本能的亲近，恍觉她以朴素温厚的笔触勾出的俗世一角就在我们的身后。

　　与地理迁徙相伴的成长主题

　　早先，故乡沭阳一直是魏微小说中的隐秘背景，随着人生之路不断的迁徙，她的背景也逐渐挪到了南京、北京和广州等大城市。可是，无论行走何方，她始终自觉地隔绝于大命题和大人物之外，紧贴着尘世里的普通男女，娓娓讲述一个个独特而感伤的故事。

　　《在明孝陵乘凉》里，魏微触碰了“女性成长”的话题。谁能知道那个恨不能一日长成女人的小芙身上安嵌了多少女孩的“成熟梦”？我感动于魏微纤敏地剖出了青春期女孩所共有的那颗“核”——迫切想长大的情怀中涌动着“情欲的启蒙”。小芙用方格纸垫在底裤上，无比期待初潮的到来，因为这将是她成为女性的“宣言”。魏微的这一细节描写置入了一个女人过往的现实经验，无比真实又触动人心。

　　此后，一路走过的魏微，逐渐有资格重现成长期里的惊颤和焦灼。除了少女小芙，她还写活了《石头的暑假》里抵不过“八岁小女人”诱惑的男孩石头，《姐姐和弟弟》里受天生占有欲指使经常暴打弟弟的姐姐。这样带着“虐爱色彩”的故事读来如钝刀来回心头，让人心疼。

　　魏微的中短篇小说绝不是那种靠高超技法和奇巧结构吸引眼球的作品，“真诚”才是她真正的杀手锏。她曾说过，自己就像造仕女像的石匠，一定会按照现实中的她，凝心凿出她的神情、微笑以及被风吹拂的裙裾。“活生生的”，魏微的主旨在此。当读者撞见《异乡》中的许子慧、《大老郑的女人》中的女人或是《化妆》中的嘉丽时，都仿佛遇到了一个熟悉的姐妹，不会产生心理上的隔膜。

　　《情感一种》的故事此时正发生在某个大城市的一角，由另一个栀子和另一个潘先生领衔演绎。小说中，魏微以一个安全感极度缺失的栀子说话，似在告诫每个怀揣梦想、扎根都市的女孩去思考贞操、欲望和爱情之间的关联。故事里，魏微没有明目张胆地提出“爱情”，就连“情欲”或“欺骗”的重点关节亦是轻轻带过。栀子和潘先生这对情人，没有谁好谁坏，亦无谁对谁错，到头来只能以“一声叹息”谢幕。应该说，魏微在这篇小说里处理爱情和欲望皆极为“含糊”，却在把摩男女心理的纵深处达到了清晰逼真。

　　我能想象魏微对那些从现实中来，最终走入小说的人抱着何种真挚的感情。作为能把小说写得比现实还“现实”的作家，她巧妙地躲过虚构能力和想象力缺乏对其的“捕杀”，反复运用停留在某个地方的生存经验，并以此丰富了小说创作的视野和景观。

　　《大老郑的女人》《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以及《姊妹》的故事也许就发生在故乡小城，尽管《异乡》中女主角的故乡“沭阳”被“吉安”偷换。在《在明孝陵乘凉》和《父亲来访》中，我们又看到了南京城，而另外有些故事的背景被直接挪到了皇城根下。可以想见，沭阳——南京——北京不断漂泊迁徙的一路，使魏微一直走在“记忆”和“经验”并行的双轨线上。

　　妓女、穷人与如真的现实

　　早在《一个年龄的性意识》中，魏微就借“我”红着脸问道：“妓女不可以写吗？”结果是《化妆》中的嘉丽被科长疑为妓女，《回家》里的小凤、表姐等都是性工作者，《异乡》中的许子慧被乡人疑为外出做鸡，《大老郑的女人》中那个“良家妇女”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暗娼。这一组女性角色的出现似乎肯定地回答了魏微早年所提出的这个问题。

　　魏微以尊重、平等的目光切入“娼妓”的话题，同时扯动了与此相连的“尊严”、“耻辱”以及“情欲”等关键词。《化妆》里，科长几乎握有了天下所有男人的话语权，他对嘉丽“妓”的身份怀疑给对方造成了不能愈合的心理重创。《回家》途中，小凤、翠儿和表姐虽靠身体吃饭，彼此间却埋着很多白领丽人间没有的手足情。《异乡》中的许子慧返乡后发现了一处更陌生的“异乡”，即使父母也无法识别自己的身份，臆想出的“妓生活”颠覆了父母对女儿最原始的信任和爱。

　　只有《大老郑的女人》中的女人不像暗娼，一个“没那个脸蛋子，没那股浪劲儿”的女人跟大老郑一家过着家常的日子。这篇小说中，大老郑和女人的日子差不多就是“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典范。这个女人凝聚了魏微对多种女性品质的认可，“她用一个妇人该有的细心、整洁和勤快，慰藉这些身在异乡的游子，给他们洗衣做饭，陪他们说话……她们几乎全方位付出”。也就是这个女人，回乡下时给婆婆抓药、给儿子买玩具、给丈夫添置新衣。由此看来，魏微撕掉了“暗娼”的面纱，以欣赏和肯定的态度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形象。这个女人有生活的不得已，有爱、有愁、有真善美，更有值得赞美的诸多好品质。小说的末尾，魏微最终让这个女人和大老郑一家离开了。“我们”轻易地原谅了年轻时睡过很多男人的邻居冯奶奶，却不能纵容眼底的这个女人。魏微宕开的深有余味的最后一笔，彻底撇清了我们与“暗娼”的关系，也揭出烙于我们骨子里的残酷和冷血。

　　勾勒出不同娼妓形象的魏微让我想起沈从文，《丈夫》中的老七与《大老郑的女人》中的女人在气质上有太多的交集。魏微在写此类女性时也和沈公一样抱有悯怀，没有夹带一丝的轻佻。《边城》里“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正好切近了魏微的内心表达。她怜悯笔下的这群女人，轻轻敲碎了她们身上“娼妓”的虚壳，一点点挖出她们作为女性各自不同的丰盈内质。

　　魏微出生于沭阳，也许出于沭阳的“欠发展”属性，让她对“贫穷”早早就有了深刻的体会。“穷”对人性的负面影响屡屡被她放置到特定的背景和人物下深掘。《化妆》中，开着宝马的嘉丽内心一直念叨自己的“穷”，《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中的陈平子常常穿补丁衣，《异乡》中的许子慧过了3年“穷”惯了的生活……若不是“穷”，大老郑的女人一定会死守着乡下的丈夫，小凤和表姐又怎会背井离乡操起皮肉生意？魏微写了太多被“穷”蜇伤的人，而这“穷”只是表面的呈现，它深处繁密的根缠住了另外层次的东西。《大老郑的女人》中乡下男人的话，讨论的是农村人对土地的归属感；《化妆》里嘉丽多年保留了科长馈赠的300元钱，探讨的是金钱与爱情之间的关系；《异乡》中的子慧觉得自己“穷”得无法般配背后的城市，说明了贫穷出身的异乡人内心难以克服的自卑感；《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中，都市女人从穷表哥身上发现了爱情以及自己与原乡的亲昵关系，她思味的“穷”仿佛就是一段怎么也割不断的脐带。

　　魏微曾有过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曾见过故土上的那么多穷人不易的生活，这让她近乎偏执地在小说里刻画“穷”。在她眼里，“穷”成了一颗暗藏于心的地雷，在那个人想飞、想动的时候，准时爆炸出屈辱和卑微的灰沫。同时，那些被“穷”挤压得性格扭曲的小说人物，总能传递给读者最直接的怆痛。

　　小说笔法的探索与发现

　　早在写出《乔治和一本书》时，魏微就告别了“先锋派”创作那一路，彻底放弃了形式探索与“陌生化”的叙事方式，回到了打磨日常生活的审美意趣中。她闪进一己的记忆和经验的暗道，写印象中熟悉的男女故事，复活着泛着隐秘气息的俗世生活。她忽略了别人的“视阈不够宽”的评价，以舒缓到任性的笔意像一阵飓风刮进读者的内心，让人不自觉地走进她的世界。

　　魏微的多数小说都以“如真的现实”打动人心，但她同样有像《到远方去》这样风格特别的作品。一个有家的男人，55岁时猛然发现自己老了，而毁掉他的“刽子手”不是变故，而是琐碎无趣的日常生活。在某个傍晚回家的路上，他忽然对妻子、儿女以及那个看上去永远不会垮塌的“家”产生了滞重的陌生感。他循着记忆的路径，努力回味自己的“来路”，探究“我是谁”的苍白问题。这是他难得的一次放纵，彻底砸开了心里的囚笼，拎出另一个“我”出来放风——他跟踪了一个陌生女孩。他深知自己的无用和怯懦，只想在一个正值韶华的姑娘前抖露一方私密的世界，释放出另一个真实的自我。这个骨子里带着自虐倾向的老男人，最终勇敢地在陌生女孩的目光中照见自己可怜的影子。

　　透过《到远方去》，我们发现魏微在表现人心复杂层面上的功力，同时，这也是她少见的“现代性话题”的小说，涉及了孤独、疏离、隔膜以及异化等坚硬的命题。老男人貌似精神失常的游走以及繁密的心理活动，酷似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里的那些神经质的小人物。而男人、男人的妻以及儿子“自顾自”的现实等话题，也同样被雷蒙德·卡佛写进了《没人说一句话》里，用以表达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冷漠和自私。

　　我偏爱《到远方去》，不止源于它写出了平常日子下的惊心动魄，或是它以一个中国普通男人的形象贴近了那些大师的心灵，更由于魏微在此巧妙运用了“散点透视法”。先前的《薛家巷》仿佛活用了杨德昌电影《一一》的手法，通篇无焦点叙述，最终因笔意的枝蔓无度而失掉了成色，远不如《到远方去》来得克制严密。小说中的男人不是明确的主角，男人的妻以及陌生姑娘都以主角的身份抒发了内心的困惑，三个人物各据一点、各执一词，最终形成彼此间互为钳制的关系。

　　魏微给《到远方去》里的男女和我们做了一次“精神析离”的手术，让我们尝到生活下难以启齿的疼痛，也点击了梵高在《亲爱的提奥》中的意见：“我们的生活是一种骇人的现实”。这句话也曾被魏微作为一次访谈的主题。有关此，魏微很喜欢的卡夫卡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远比世界大战恐怖的日常生活”。

　　写过很多男女故事和日常生活的张爱玲和萧红，都被魏微精读过，也许就是这些阅读经验让魏微很早就固定了低眉尘世的姿态。魏微服膺于张爱玲的技法和萧红的气象，而其自身也或多或少地杂糅了她俩的气息。“他一个人站在我家的院子里，孤零零的，显得那样小，而且苍茫。春天的太阳底下，我们吃饱了饭，温暖，麻木，昏沉，然而看见他，心却一凛，陡地醒过来了。”《大老郑的女人》里的这段话，让我们看到张爱玲的精致玲珑，也撞见了萧红的阔大沉静。在《十月五日之风雨大作》中，老上海的缠绵和温软也让人怀念起张爱玲笔下的孤岛。

　　就小说创作的笔法而论，魏微曾坦承，自己在技术上想贴近张爱玲，而内在精神气质上与萧红更为投契。正像雷德蒙·卡佛接过海明威的接力棒一样，这两个“能深深影响自己”的女作家让魏微在创作路上找到了某种捷径。但她其实也走过弯路，写出过迷失自我的“非原创”作品，比如已被她定为坏作品的《校长、汗毛和蚂蚁》。彼时的魏微正迷陷于比利时作家让-菲利普·图森的小说中，在某种强劲的煽惑力下，她以为可以写出本土化的“新小说”，最终却使这篇小说成了不伦不类的“四不像”作品。好在此后她顿悟到图森写这样的小说是真诚，而自己操刀却脱离了一己的“生命轨迹”，无异于东施效颦。回首时，魏微对这篇坏小说尤是心存感激，她借此认识到自我缺陷——写不出“新小说”。

　　也许正像写出《一个年龄的性意识》和《乔治和一本书》的转身，让她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先锋派的创作。这些作品从不同方向上让魏微醒悟：要写就要写自己的题材，同时更强调了她所谙熟的“我手写我心”的真诚态度。

　　经过了写作喷薄期的魏微，近年来一直过着半隐的创作生活。诚如她所言，“这个年纪多写一篇少写一篇并无大意义。”在最新的小说集《十月五日之风雨大作》的后记中，魏微回顾了停顿的8年，袒露了创作囚困期的精神状态以及淡定的人生态度。我愿相信她铿锵的独白：“事实上，正是这8年的艰难停顿，使我与真正的写作贴心贴肺。”  [吴萍]

　　

　　

　　

　　我去外地和几个朋友小聚，这是我们自己开的“笔会”，不占公家的便宜，自己掏路费，当背包客，三五个朋友喝点小酒，看窗外大雪纷飞，或秋意深重。大概一年里，我们总约会两三次，自己给自己开研讨会，互相骂，很挑剔——文学真该像我们这样搞才好。

　　我们相约，明年走“国际路线”，还未及开始，我脑中已闪现这样的情景，我们坐在黄昏的西贡街头(真奇怪，为什么是西贡？)，很惬意地架着腿，背靠小竹椅，看车来人往，那一刻，我一定觉得人生旷朗，而自己微不足道，这感觉实在美妙，我简直忍不住要微笑了。

　　很奇怪的，我这些年总忍不住要微笑，这在从前是做不到的。从前我常常就不开心了，觉得人生苦短，正午的阳光一过，我便心情低落：这一幕太像生命了……后来就麻痹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心里空荡荡的，难得有什么东西会落在我眼里。我有一次傍晚出门，突然看见天边挂着一弯浅月亮，心里一动，知道自己活过来了：我来广州七八年了，何曾看见过日光、月光？

　　说到底，还是年龄的问题，大概人活到一定年岁难免要委靡一阵，然后开始追问，关于写作、生活、自己、世界。有不追问的吗？那他们是有福了。而那追问的，我觉得是可敬的，虽然问不出什么来，徒然给自己添麻烦，但这背后却站着心灵——很遗憾，我写作这些年了，至今还不够“职业化”，做不到每天都写上一些；我的写作必得等待内心的什么东西来临，把我裹挟而去，以至于不写就堵得慌——这当然是另一个极端了，其实是迷信。

　　泛泛而言，这时代是浮躁的，文学也不例外；然而我当真知道有些人是超脱于时代之外的，他们默默地尽自己的本分。我有一个朋友，小说写得好，生活也过得朴素；她住在湖边的一幢房子里，自己摆弄着一个大菜园子，每天浇水、施肥，累了，就跑进屋里写几段；她是那样的自得其乐，差不多就是一个农妇了。此外，她还收养了一群流浪猫狗，使她几乎不能外出交游——等于是把自己藏起来了。其实这时代是有很多这样的归隐者的，或隐于市，或隐于心，与世无争，怡然自乐。现在我遥遥地想起她，不知为何，背景突然放大了，放大到几千年，这时我就看到传统这东西，怎样一代代流传，流传到我们这一代，三星两点，哪怕仅仅落在少数人身上，也使我无端感到高兴，似乎有了依傍，与什么东西连在了一起。

　　我这些年，总觉得是与什么东西连起来了，大片大片的，使我知道，我不再是孤独的个体。常常我把眼睛看向窗外，起先，我看见了肉眼能看见的：高楼、人群、万丈红尘……慢慢我就越过了这些，看到了即便走过千山万水也看不到的东西，那就是，把今生今世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里来打量——从前也打量过，只看到人生短促，生命微渺；现在再打量，就看到了某种源远流长的、壮阔的东西，从我心里腾的升起，带得我也壮大了许多。

　　我把这层意思跟一个朋友说，他劝我写出来，我觉得没那么着急——我的问题是太不着急了，磨磨蹭蹭的，至今还纠缠于字词，可见还在受约束，内心未能真正得自由；就是心中有的，但还未找到出口，事实上，“怎么写”从来是大于“写什么”的，至少这是我的观点。我的理想是像济慈那样，他说，如果诗不是像叶子长到树上那样自然地来临，那就干脆别来了。

　　多爽利的话，多年来我一直在践行。我也一直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把写作当成事业啊，它当归结于心灵。也正因此，我愿意放下写作，哪怕十年八年，把自己彻底砸进别的事情里——我砸进去了，虽然也常念记写作这件事。有时会跳出身外来观望，适当地作些调整。我有一阵子昏天黑地地读书，可是心里很警醒，怕自己成为书呆子；于是每晚8点30分我准时下楼，去“遇见”那些正在跳健身操的街坊们，知道她们必会拦住我，告诉我一些八卦是非，我听得津津有味，简直高兴坏了，为自己还是个小市民。总之，我对这一刻的自己很满意：热爱生活，不乏低级趣味，同时也能往深里想事情……多好啊，我看到一个人在写作和生活之间左右摇摆，或许有一天，她能做到深入浅出，把这一切归笼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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