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原载《收获》杂志2009年第6期

                     莫言：高密东北乡是中国缩影（济南时报，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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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时报：本届茅奖评委麦家说您其实早该得这个奖项了。

　　莫言：这只是一家之言。还有人说我的《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都有资格得奖，我觉得都是一家之言。另外每一届评委组成都不一样，这一届能得奖，放到下一届就不一定能得。得奖有时候也有一定的偶然性，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可能现在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了吧。

　　“《蛙》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

　　济南时报：能谈谈您创作《蛙》的前后过程吗？

　　莫言：《蛙》出版已经两年多了。2004年，我就写了15万字，但是感觉文字和节奏上都有点问题，就停下来了。2008年春节过后，我推翻了原来的15万字，又开始另起炉灶，写完草稿后又进行了反复的修改，一直到2009年才出版。

　　济南时报：这部作品对您有着怎样的意义？

　　莫言：《蛙》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对我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书里的主人公“姑姑”是我身边的亲属，我生活中的确有一个从医50年的姑姑。在高密东北乡，姑姑是被当做圣母一样看待的人，她接生的婴儿有数千个。当然，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姑姑也为那些“违规”怀孕的孕妇做过很多引产手术。我觉得姑姑的内心一定是充满矛盾的。这不是一个平面的人物形象，而是立体的。你很难用好或者坏来概括，对我的创作而言，这个人物形象至少是独一无二的。

　　济南时报：《蛙》在艺术上有哪些创新？

　　莫言：它较好地处理了重大社会事件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不少人写重大事件，容易围绕事件本身展开，写成报告文学，而忽略了对人物形象的挖掘。我始终认为小说应该大于事件，计划生育只是《蛙》的背景，《蛙》超出了这一事件本身，写到了人性的阴暗和光明。

　　对我而言，《蛙》的语言也是一种改变。说过去我的语言是狂欢的，在创作《蛙》时，我比较节制，尽量让语言朴素，让简朴的语言来表达惊心动魄的事件。

　　在小说结构上，我也尝试了书信体加一部戏剧的全新形式，这不是为了故意求新，而是作品本身的需要。所以我相信评委们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看重的也一定是小说的艺术表现，而不仅仅是小说里体现的事件。小说大于事件，也大于政治。

　　“对一个作家而言，故乡显得尤为重要”

　　济南时报：包括《蛙》在内，您的很多作品都离不开故乡高密东北乡，故乡对您的创作而言意味着什么？

　　莫言：每个人都有故乡，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故乡显得尤为重要。我21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家乡，21岁到黄县去当兵，在黄县待了4年，黄县离高密也不算远。25年的山东生活足以让一个人形成完整的性格。故乡的生活成为我小说中最主要的内容也就不难理解。

　　另外，我觉得故乡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扩展的。故乡久远的历史源头是纵向的扩展；在空间上，作家也往往有着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能力。乡土是无边的。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我还希望通过我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济南时报：您每年都会回故乡看看？

　　莫言：每年都回。前些年来的次数比较多，每次住的时间不长。今年住的时间比较长，7月8号我就到了临朐，10号到了高密，已经住了一个半月了。住在故乡的时候，我会到乡下、城里四处转转，先让自己像一个高密人一样生活，然后去捕捉和思考可以写作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