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我只写了一个故事:疼痛”
(2011-08-24 11:10:30)分类: 方圆 |
“我只写了一个故事:疼痛”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90年代因《是谁在深夜说话》、《哺乳期女人》等一批作品引起文坛关注以来,至今,毕飞宇已创作了近百部中短篇小说,以及《平原》、《推拿》等两部长篇小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最受瞩目的新生代作家之一;同时,《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地球上的王家庄》、《青衣》等一系列改编影视剧的上映,让毕飞宇更加声名大作、广为人知。
童年在乡村,少年在县城,中年在省城,毕飞宇的人生履历决定了他的小说作品从来没有固定的题材、背景和人物。从毕飞宇的乡村叙事中,走出过文革时期的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而他的城市题材则塑造出了新时代的“新人物”筱燕秋、张宗琪、小美等,对于多面手的“炫技派”(汪政语)毕飞宇来说,这些无一不是他笔下性格饱满、浓墨重彩的艺术形象。游走于乡村和城市,毕飞宇看似多元化的笔墨,却总是离不开对倍受辖制的人生命运的书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写了一篇故事,就是在不同题目下写出‘疼痛’”,以此为脉络,我们看到了疼痛的留守儿童和哺乳期女人,疼痛的婚外情主角,疼痛的“二奶”,疼痛的盲人群体等等。对人性的关怀,让毕飞宇的小说与西方经典有了挂钩的空间,也提升了易于西方读者接受的可能性,细想一下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毕飞宇在各种场合下的主题讲座,总是围绕着《朗读者》、《米格尔大街》、《无知》这一批作品延展陈述。
虽说初试小说创作,毕飞宇就因张艺谋导演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尝到了影视作品给纯文学作者带来的甜头,这之后,他更是频频受到张艺谋的青睐和重用,但对于影视剧和小说之间的接触点,毕飞宇则保持着一定的清醒,把握着不即不离的“度”。所谓“不离”,远有为张艺谋量身定做影视作品,近有谋划将苏童的中短篇小说《刺青时代》、《小偷》改编为电影剧本;而“不即”则是毕飞宇始终为自己对影视剧的涉入谨慎地设置了一个标准:偶尔为之,不借以炒作自我名声,不得影响主体文学创作。据说,十年前,为了完成中篇小说《玉米》的创作,毕飞宇甘愿放弃了创作20集、每集5万元的《青衣》剧本的邀请,事后回忆起家人对此事的不理解,毕飞宇半开玩笑地说:“《玉米》不是100万元可以衡量的。”
毕飞宇对于非自我参与的影视作品放任自由,他曾以《红楼梦》为例说过,一个“红迷”不会因为电视剧《红楼梦》的存在而漠视原著,也不会因为影视剧质量的优劣而武断地为原著定调,所以他从不担心影视剧对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干扰;同时,影视剧植根于“描写”,小说的生命在于“叙事”,两者在重心上并行不悖,一部优秀的电视剧《青衣》并不能代表一篇优秀的中篇小说《青衣》,反之亦然。
“我不是一个有故乡感的作家”
多年前,兴化作家金倜以毕飞宇小说《睁大眼睛睡觉的人》为同题,写过一则关于毕飞宇生活琐事的札记,作者在文中言说自己和毕飞宇的书信往来时,转述过他的一句大意是这样的话:身在南京,他不允许别人说一句家乡的不是,否则他都有十足的理由去挥拳动武。2002年,昆仑出版社策划出版鲁迅文学奖获奖作者作品小集,在毕飞宇名为《沿途的秘密》的随笔、小说合集中,他带领着自己的读者共同完成了一次返乡之旅,这本书中包含着他老家大营乡、兴化老城区、兴化中学旧址等一系列的照片,夹杂其中,毕飞宇还回味着一些童年趣事、家乡方言、故交旧人……这是植根于毕飞宇,也是同样深埋于我们每人心目中的故乡情绪。
但当屡次被评论家们逼问自己大部分的作品以家乡兴化为背景,甚至在此基础上虚构了一个“王家庄”,是不是就证明了平原兴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为他的创作输送了灵感?遭遇这样的问题,毕飞宇的回答都异常果断,他反复表示:“我不是一个有故乡感的作家”、“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故乡”。毕飞宇在一些随笔中说过:自己原本是一个丢失了姓氏和籍贯的、没有根的“兴化人”,他的父母生活在兴化,却操持外地方言,而父亲原本的姓氏也是出于避难而改换掉的。至于兴化,他更是坦言,那儿太穷、太苦了,走出去是自己一直以来最大的愿望;对于许多扎根老家的兴化人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他认为他们并不是出于爱,而是不得不甘愿臣服于无法出走的命运。
当然,言及家乡,毕飞宇也从不回避兴化的重要,他认为家乡的伟大在于为自己提供了一块足以支持精神世界的基石——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在精神上离开家乡的;再者,“我的回忆从这儿开始”,生于斯、长于斯的兴化是他最忠实的创作素材提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