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不停的摆动，一个朝夕又一个朝夕，每天几乎做着相同的事，还唱着不同的歌，悠然自得，无忧无愁，快快乐乐，过着这虽平淡但却有趣的生活。

   但我不甘心平淡，为了省钱，又无事找事做了，譬如，这里上理发店理发很贵，我就到商店买了一把电推剪，承包了儿孙的理发。

   说到“理发”不禁想起文革中，家境十分贫困，无钱上理发店给孩子理发，我就买了一把普通推剪，给两个儿子理发，第一次拿推剪，不知从何下手，推剪不听指挥，常常夹着头发，疼得儿子尖叫，这还不说，第一次给儿子理发的第二天放学回来，老二（就是马里兰这个儿子）哭丧着脸，我问：“怎么啦？又受欺负了？（文革中常常因为父亲的“问题”受欺负）”老二说：“不是，同学们都笑我的发型像生产队长。”我仔细一看，还真的像电影里的生产队长。实在忍不住笑，躲在屋外笑得喘气不过来（我爱笑，记得小时候常常搞恶作剧偷着笑，现在老了亦如此，不过这不是恶作剧），笑够了才返回房间，一本正经的对老二说：“生产队长有什么不好？大小总是个官，目前你还不配当生产队长哩！”

   现在我又自作主张要给他理发，不同的是用的不再是普通推剪，而是比较先进的电推剪。意料之外，这一主张竟然获得了儿子的大力支持，我勇敢的、心甘情愿的充当了理发师这一光荣职务。第一次刚刚理完发，儿子就迫不及待的跑上楼，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前照后照，照了个够，最后高兴的大声叫我：“妈，快上楼来，看我帅不帅？绝对不再是从前那个生产队长了！”

   我自豪而又毫不谦虚的想，我是谁？只要我想做的事，没有做不好的!不就理个发吗？小事一桩！

   一天清早刚刚吃完早餐，我准备上楼洗衣服，儿子说：“妈，今天别洗衣了，陪我一同去法庭。”几个月来生活得轻松愉快，几乎把上法庭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突然听到去法庭，我的心就怦怦直跳，我说：“我就不去了吧，还没去心就跳到口里来了。”儿子说：“去见见世面也好，没什么可怕的，您去就知道了，再说，被告是我又不是您。”(儿子一直在卖关子，他并不是被告而是原告，他认为罚得太重不服）“别忘了你是我儿子啊！再说，我们又没有请律师，怎么办？”儿子又说“放心！他们会安排律师为我辩护的。”

   儿子穿好西装，打好领带，我也换了一件衣服，尽可能穿得庄重点，拿好罚款通知单就开车出发了。

   啊！那里还真不小，好多层楼记不清了，儿子就带着我一层一层楼看，首先必须找到我们是那一层楼？几号法庭？几点钟该轮到我们。找了一会才看到那张通告，把我们排到下午两点钟。离我们开庭时间还有几个钟头，於是，我们上街玩一会，吃了中餐再到指定的法庭。

   一层楼有好几个审判庭，一个审判庭在同一时段内，要审好多个案子，我们只好在指定的审判庭坐下来等。儿子要我站起来看看，那天开罚单的那个警察在不在，不在就可能免罚。我站起来一眼就看到那个年轻警察在前面一排坐着。没办法，只好静下心来看人家案子的审判过程。审判台的中间是审判长，他的左右是陪审员，左右两则一是公诉人，一是辩护律师。原告和被告分别在台下的左右两边。

   一个个案子审判结束了，突然听到叫儿子的名字，吓得我魂不附体，儿子镇定地往前面走，在右边的一个座位上坐下，那个年轻警察在左边站着，而且整个审判过程一直站着，首先由儿子陈述，中途，法官突然要儿子站起来举手发誓（我估计陈述中一定有什么问题了，我紧张极了）。儿子陈述完之后，再由警察陈述事件的全过程，公诉人和律师各说了一些什么，接着宣布休庭。继续开庭后审判长说了一段话，然后就宣布：大概意思是，原来的罚款太重，最后罚款由70美元减少到三十美元。这一案件就这样宣告结束。没想到我背了几个月的重负就这样简单而轻松的解决了。

   事后，儿子告诉我，中途，公诉人问及事情发生的路段的地址名称，儿子答不出，只说：“忘记了”，故立即要儿子起立举左手发誓，表示说的是实话，不是谎言，仅此而已。

   接着，找到收罚款的地方，心甘情愿的交了那30美元，因为自己违反了交通规则，何况还减少了40美元。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美国的民事（交通）法庭。没有种族歧视，不用金钱贿赂，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