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梁从诫，悼念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冯永锋

2010年10月28日下午，在悄无声息之中，自然之友创始人之一梁从诫先生在医院里寂然病逝。

消息传得很快又传得很慢，知道的人为之悲伤不已，不知道的人仍旧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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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先生的这一生，是追求“知识分子公共化”的一生；尤其是在1994年之后，他的整个生命，都在为阻止环境苦难的续发而倾尽其心力和血泪，他的整个生命，都在给更多的知识分子作出表率，希望“身负知识权力”的人，能够成为公众信任的人，能够成为替公众请命之人，能够成为为公众献身之人。

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敏感的，都能够感知社会的苦难；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锐利的，都能接通自然的苦难。发现这些苦难，并把苦难的真相散播于众，进而让有心为之的人，能够“起而行之”，为缓解苦难、阻止苦难、追求美好而赴汤蹈火，是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责任。

知识分子可能不是最早感知到苦难的人，知识分子应当是最为苦难所震动的人。知识分子可能不是最有力量的人，但他们的灵魂一定是备受苦难煎熬的人。率先发现苦难的人，率先要承担苦难；一有机会就感知苦难的人，永远不能拒绝苦难。

1994年，应当说，是在1993年，甚至可以推得更早些。这一段时间，当梁从诫先生与其他几位知识分子，一起创办中国最早的富有活力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的环保愿望得到了极好的寄托。短短的十多年过去，民间环保组织，或者说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已经被全社会形成“社会共识”；一小群人的想法成了全社会的共同想法，一两个组织的行动正成为每个角落都在发生的行动。每一个人都相信，保护环境，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身体力行之事。只要你真心实意，愿意把自然的苦难，当成自身的苦难，愿意把社会的苦难，当成自身的苦难。

据说梁思成和林徽因给长子取名为“从诫”，是希望他能够追随宋代著名建筑师李诫的道路，成为一个公共建筑师。李诫撰写的《营造法式》，在世界建筑史上都据有重要的地位。梁从诫先生在北京大学修的是历史专业，说起来，他完全可以封闭在历史学家小圈子里的“区域知识分子”。

然而，知识分子无论身上挟带着什么样的知识和见解，知识分子无论头脑里装载着多少的思想灵光的品德良知，如果其无法在社会出现危难和需求的时候，替自然请命，为公众代言，成为社会进步最积极的倡导者和践行者，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能称之为“自私知识分子”，他们早晚在北京植物园的“梁氏墓园”里，在梁从诫先生的碑前，低下惭愧的头。

同样，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只知道为御用、为商用、为己用，无法独立，不关心“他人的血”，就无法成为“民间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一定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形象，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一定浑身上下要有草根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梁先生是历史学家，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然而，“自然之友”成立后，他辞掉了公职，他抛弃了各种待遇，甚至可能忘记了自己的“所学专业”，也经常忽略了“全国政协常委”这样的职位。而就是在这时，他慢慢地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升华，从小我走向大我，从大我走向无我。一个人，只有进入无我的状态，他身上的所有思想和智慧，才会得到正向的发挥，都会成为社会苦难的解除器之一。

梁先生的一生，又“薪火续传”着其祖父梁启超、其父亲梁思成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生命主旋律。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我们的时代而生，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奔向社会苦难而去。放眼过去的一百多年，梁氏家族于中国的贡献，全中国少有。放眼过去一百多年，梁氏家族的数代知识分子，总是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能量，释放至社会最急需的危苦，暖化冰冷者，活化死寂者，热化悲观者，激化漠视者，转化围观者，度化邪恶者。他们用自己最简单却又最坚实的生命轨迹，向国人一次次地证解着知识分子的人生方程式。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梁从诫，不在于你是不是知识分子，只要你不被自私隔绝，愿意让自己成为公众的一部分。每一个机构都可以成为“自然之友”，不在于你是不是关注环境保护，只要你不被汹涌的私欲裹挟，你随时可以替“无告的自然”代言。

在没有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满大街游走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公共知识分子。（201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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