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和肃反扩大化，进了监狱。对于一个家庭，真的是天塌下来。当时家里几乎没什么收入，除了大姐有工作，但她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在老家，还有爷爷奶奶，母亲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一大家子，怎么生活，可是愁死我母亲了。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把我送给我大伯父家，少一张吃饭的嘴，这也是一个不得而为之的办法的办法。可是家里还有六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姐和大姐夫自然就把这个重任担起来了。尽管他们只有微薄的工资，要养活自己的孩子，为了母亲不致于陷入困境，他们默默的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他们将每月的工资的三分之一给母亲，另外，大姐夫的家庭也需要资助，所以，大姐家里的日子，永远都是过得紧巴巴的。

     这就苦了大姐的三个孩子了，从小他们就和我们过着艰苦的生活，总是穿着补吧的衣裤，几乎没耍过什么玩具。为了改善生活，母亲在大姐家，就自己养了兔子和鸡以及鹅之类，尽量来满足孩子们成长需要的营养。

     最要命的是，1966年，我哥哥娶了个农村姑娘做我的嫂子。那时，农村人嫁到城镇上，是不能上居民户口的，就是所谓的无户无粮的“黑人”。嫂子先后生的三个小孩也是“黑人”。这下，家里更是像陷入了万丈深渊。那时，母亲带着大姐的小儿子回到了老家，为哥哥撑起一个家。尽管奶奶和爷爷都已去世。二姐有了工作，我已于1968上山下乡。

     家里母亲。哥哥和七妹三个人的粮食七个人吃，真的是，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能给家里多一些粮食，有时，大姐就将自己家的粮食换成粹米，一斤大米可以得到两斤粹米。尽量给家里多带些去，日子就这样艰难的的过着。后来，政策稍有松动，我母亲就带着嫂子，摆了个小吃摊，然后，哥哥和七妹也去打点短工，才使家里的境况稍有好转。但，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到了70年代初，我从知青变成了工人，也尽量资助家里。就这样，在大姐榜样的感召下，我们几姊妹都全心全意的帮助家里，使母亲尽量少操一份心，使母亲在家里的日子尽量的好过一些。到了80年代初，嫂子和三个孩子的户口终于得到解决，每个月有了居民的口粮，母亲才真正的送了一口气，大姐才真的解脱了这沉重的负担。

    尽管父亲于十年后在贵阳有了一份工作，开始，父亲却是没有能力来替母亲负担任何的负担，因为父亲的工资很低，只能稍有结余，只是后期把哥哥的儿子接到贵阳和他一起生活读书，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我们家里的那个艰难的岁月，没有大姐和大姐夫的鼎力帮助，现在想想都不知会是怎样一个后果。所以说，大姐和大姐夫是我们家的大功臣，有了他们的资助，才使我们有了一个好的发展和好的生活。尽管是这样的艰难，但大姐和大姐夫却没有由此因职务之便而去搞什么歪门邪道，还是堂堂正正的做人，清清白白的做官。http://s16/mw690/6ac1527cgdf7b78a5ee0f&690
           大姐和大姐夫80年代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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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在遵义红军纪念碑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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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在遵义广场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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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九月，这是我的两个大姐和两个大姐夫的合影，中间两位是我的亲亲的大伯伯的女儿和女婿——我的大姐和大姐夫，这两个大姐之间只差一岁。我的两个大姐和大姐夫都是党的好干部，他们一生都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所以，就是，离休和退休后，他们都活得坦坦荡荡的。

       作为他们的妹子，我祝他们身体健健康康，尽量多活些日子，好好享受这退休后的生活。

                                           2013年6月19日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