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挂，其实就是挂念的意思。正是这牵挂，伴随着我的一生。在我的人生中，这种牵挂，使我刻骨铭心。

    在我的孩提时代，我牵挂父母，简直就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牵挂，那是因为，在我六岁离开父母之后，只身来到从未谋面的伯父伯母家生活，这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那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与挑战，为了尽快适应这种生活，我过快成熟起来，去应对目前的生活。但心中对母亲的挂念使我每时每刻都在心中萦绕，我记得，我到伯父家半年后的一天，母亲来看我，我好高兴，两天后，母亲走了，我像丢了魂一样，时时处处，到处都是母亲的音容笑貌，有一天傍晚，我到四中附近的杨柳街口和同学玩，我突然听见母亲的声音，我就大声的喊“妈，妈”，没人搭理我，原来我是听错声了，我好沮丧，便大哭起来，我哭得伤心极了，同学们也不知怎么劝我，就看着我哭，哭了好一会，我才慢慢的走回伯父家，到家后，我也不愿表露出来，我把对母亲的挂念深深的埋在心里。

    后来，我长大些后，能自己步行几十里路去看母亲和大姐以及大姐的孩子们后，使我的牵挂有了一个盼头，因为放假后，我就可以去看他们了，使我的牵挂有了一个时间表，这样，我心中要好过一些，有什么委屈与困难我都可以去忍受与克服。

    到了中学阶段，离开了伯父伯母，我住校后，生活和想法都有了一些变化，那时，我心中最牵挂的人是父亲，因为父亲在贵阳，我和父亲的联系就是通过书信，我每次写信，父亲必回，而且对信中的病句和错别字都给改了，哪怕一封信里有一个错别字，他都会毫不留情的又寄回给我，一来二去，使我养成了写文章之类时，不敢大意，一是注意严谨的结构，二是注意尽量不要写错别字。父亲严厉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有时，我和父亲还在信中讨论数学题与几何题。现在想起，心中都充满温馨。

    到了我上山下乡后，有一个人闯进我的生活，那就是后来成为我老公的“眼镜”(这个称谓一直到如今)，除了父亲的书信往来，和他的书信往来就更多一些了，使我牵挂的人又多了一个，在我心中他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我和“眼镜”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同学，后来，高三的时候，他转学到了遵义市四中。读书时，也说不上是耍朋友，只是很谈得来而已，因为我们都喜欢音乐，我喜欢唱歌，他喜欢乐器，小提琴拉得好，其他乐器无师自通，到他的手都会，他拉的小提琴曲《新疆之春》，拉的真的好，这是同学们公认的，我们同在学校宣传队，有时我独唱，还是他用小提琴给我伴奏。到了后来，同学们总觉得我们很般配，老是这样说，就搞得我们是真的是耍朋友了。他转学后，就开始互相写信了，写的信多了，就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感情，也可以说，就叫耍朋友了。

    后来，上山下乡时，我们是可以在一起的，当时我们两个为了各自的前途，我们冷静的考虑后，不在一起插队，所以，他就到了习水，我们之间就只有通过书信来联系，在我们两地生活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各自都写了三百多封信，这六百多封信今天我们都保存得完好无损，很不容易吧。它真实的记录了我们前三十多年的青春的点点滴滴以及我们之间的牵挂之情。这当中不光是一种牵挂，更多的是一种倾诉，正是有了这种倾诉，才使两个出身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心想在一起，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

    结婚后，过年他回来一次，我去探亲一次，我们一年见两次面。眼镜工作在习水酒厂，第一次到习水，我今天还历历在目，我坐车到了习水县城东皇，休息一晚，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走路到习水酒厂(酒厂在离县城里的几十里路的二郎滩)，那时到酒厂，是一些毛狗路，所谓毛狗路就是路就在长满茅草中的路，路很窄，也很陡峭，走起来提心吊胆的，路上很少有人家，就是肚子饿了，也要忍着，不巧的是，走到半路开始下雨了，没办法，只好又在一个乡村小店住了一晚，第二天，经过大半天的行程，终于到了他工作的地方——二郎滩。

    习水酒厂就建在一个半山之中，后面是山，前面就是赤水河的上游，只不过这一段叫二郎河，河对面就是四川的郎酒厂。最开始，酒厂还没有电，到了晚上，那才真的是，周围漆黑一片，只听得河水声和蛐蛐声。他们酿酒就是最原始的方法。要不是为了心中的那份牵挂，谁会有机会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

    后来有了孩子，我就在暑假带着两个孩子去探亲(他也调到县城工作)，那时从遵义到习水要两天，中途要住一晚，很不方便，人也很累，因为到习水，中途要翻过几座大山，什么跑马岗，二台子等，都是很险要的，看着都使人胆战心惊，两个孩子又小，车上要睡觉时，两个孩子就一边一个睡在我的两个膝盖上，就是这样艰苦，为了心中的那份牵挂，我们娘三还是克服种种困难，为一家人团聚一个月，这份旅途的劳累值了。

    这种牵挂，在他调回遵义，我们一家人团聚后，这种牵挂又有了另外新的内容。

    后来，我们的儿子上了大学，我们又牵挂儿子，那时通讯不便，想儿子，就只有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看儿子。

后来儿子工作了，有一次儿子被派到日本去进修半年，我们牵挂儿子，如果要给他打电话，必须要通过总机转，我们不会说日语，怎么办？老公就在单位跟会日语的年轻人，学了几句应付总机的日语的话，这样来和儿子通话，已解心中的挂念之情。

    女儿也上了大学，我们又多了一个牵挂的对象，两个孩子都在外地，使我们牵挂无处不在，后来通讯方便了，牵挂通过打电话就可以使我们感觉到放心。后来，儿子在贵阳，女儿在重庆工作成家后，我们的牵挂就和这两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我们随时关心这两个地方发生的一切。“非典”  的时候，女儿工作的单位发现了疑似病人，我们好担心，每天必和女儿通电话，询问情况，那段时间，我们的一颗心都是悬着的，那份牵挂真使人难熬。

    正是这种多年的家庭间的相互牵挂，使孩子们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就是出国了，到了目的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国际长途电话给家里报平安。

   离开遵义这几年，使我牵挂的在遵义的兄弟姐妹们和侄儿侄女们，打电话成了我必须的一件事，今天不给这个打电话，就是给那个打电话，我家“眼镜”开玩笑说我，一天不给遵义打电话，你就过不好一天。说得对，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之间就是相互牵挂着的，这种牵挂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割舍的。

   每年的清明，到父母的墓地前去吊念，是我们这些儿女们对父母牵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现在，我们牵挂的是在重庆的女儿家及小苹果的一切，尽管他们都生活的很好，但作为父母，对儿女的牵挂是永远与永恒的。

                                                                  2011年3月6日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