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并不等于和尚，不需要放下世俗凡心。诗歌不是硬求来的，要耐心等待她的垂青，并且也不是越多越好。诗歌是一种最悖论的艺术形式。”

“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周云蓬

文 王畅

他话不多，远没有想象中的外表冷峻，言语犀利。样子平平和和的，嗓子哑哑的，笑起来会用手推推墨镜，听不清楚的时候会俯身，头移到桌子前，不喜欢假设提问，这是周云蓬。没有相谈甚欢，只是我问他答，平静得很，偶尔会有小冷场。但是离开的时候，我的眼睛却湿润了。

这个世界能够给周云蓬的实在太少，他却靠着吮吸着一点点的色彩，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精彩。

音乐是他挣脱命运的一大步

周云蓬不喜欢用“如果”二字，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幻想，宁愿活得现实一些。但他却在自己的音乐里，对自己有着一定的想象，这或许也是他对自己的寄予，并不愿意过着原本父母设计好的人生，而宁愿带着音乐挣脱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他在《盲人影院》里写道：“有一个孩子,九岁时失明……他想象自己学会了弹琴，学会了唱歌，还能写诗。背着吉他，走遍了四方，在街头卖艺，在酒吧弹唱。他去了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还有昆明，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圣城……”

周云蓬9岁因眼疾而失明，失明带给他的是敏感且易受伤，小时候的他甚至无法接受“盲人骑瞎马”这样的成语。这些敏感一直延续到今时今日。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看重的东西，如今会变得云淡风轻，但是周云蓬仍然不在人前取下墨镜。

16岁，周云蓬离开了盲人技工学校，批发了一百份《法制晚报》卖出后当路费，只身来到北京。这是他对命运的一次抗争。他并不希望自己一直做盲技工，他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在他看来，能够在北京吃上一顿饭，晚上顺利地离开北京，已经是一场成功了。

他在北京得知盲人可以上大学，他决心考大学。但是他沒有上过高中，只好上普通高中的高三补习班。每天清晨5点起床，走二十多站路，到学校去上课。录下老师的讲课，回家翻成盲文。这些对于周云蓬来说都不是最困难的，“怎么能拄个盲杖从人群中穿过去呢？这简直有太大的焦灼性。还不想撞到桌子，把人家小姑娘脚给踩了。”

次年他考上了长春大学。在那个年代，没有盲人语音，为了读书，周云蓬每天下课教同学唱歌，交换条件便是每天给他念两个小时的书。他爱上了杜甫的诗，多年后，他将杜甫的诗写成歌，唱出来。

1994年，周云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做工人。占着盲人的名额，每个月可以分到150元钱。周云蓬原本可以这样过下去。但是这家工厂用周云蓬，只是为了免去一部分税收。周云蓬感到被骗，离开，又向一所盲童学校申请教职，校方却认为聘用非失明的教师更为合适。

不愿在父母身边白吃白住的周云蓬，1995年带着父母给的600元生活费，背着吉他去了北京。来到北京，周云蓬直奔西街地下铁，开始在街头卖唱。他努力卖唱，努力赚钱，每天靠着盐水煮面条生活，攒下了1000多元钱。就像歌里写的那样，游走于各个城市，唯一不变的是他仍然在街头卖唱或酒吧驻唱。

强悍的音乐绝不允许你抱憾终生

音乐对于很多音乐家来说意味着生命的全部，又或者是至高无上的一种精神寄托，但周云蓬却用一句话解释这对于他的意义：“可以安生立命，也可以审美。”

作为音乐人，周云蓬并不富裕。所以，当问到周云蓬，为什么会走上音乐这条路？他抛开了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实诚地回答，“为了生存。”

父母都是沈阳铁西区工人，周云蓬的音乐启蒙就来自街头巷尾：上世纪80年代的铁西区，很多人在路灯底下弹六弦琴，唱的是邓丽君、刘文正。邓丽君是他年少时的梦，他长大以后写过，“邓丽君如果你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北京，北京的沙尘暴将使你的支气管无比坚韧；北京强悍的音乐人，绝不允许你至死未嫁，抱憾终生。”

周云蓬卖唱十年才出第一本专辑，而这十年，用他的话说是“贫困潦倒，颠沛流离”。他先后去了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等城市，在各地酒吧，街头卖唱。为了赚钱，周云蓬还参加过盲人艺术团，为盲人演唱曲目。“曾经有人问过我第一次演出紧张吗？我其实一点不紧张，因为一心想着赚钱，都钻到钱眼里去了。”将音乐当做生存的工具，在周云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职业，只是我的职业是这个，你的职业是那个，都是为了生存。”

2007年，37岁的周云蓬自费发了另一张专辑，还自己做经纪人、乐手、歌手和唱片推销员，在中国27个城市巡演四十余场。

这张专辑的名字叫《中国孩子》，但长头发、满脸胡茬的东北大汉并不是个善于跟孩子打交道的人。“我并不太接触孩子，跟孩子沟通也不是很顺畅，也没有机会接触吧。身边很少有孩子出现。”

在写《中国孩子》时，周云蓬不止一次地想起鲁迅《狂人日记》里写的“救救孩子”。 “写的是孩子的灾难，并不是你爱不爱孩子。这些事情是你爱和不爱都不能容忍的事。跟具体生活中与孩子相处的方式无关。” 早在1994年克拉玛依火灾之后，周云蓬就想写一首歌，可是一直没想好。直到2006年下半年，周云蓬揪着心写出最后两段歌词之后，长长吐了一口气。他觉得“多少年沤的”郁结终于发散了，有“一吐为快”的感觉。

　《中国孩子》专辑是周云蓬接近社会的作品，他平铺直叙地讲述事件本身，不再像从前那般隐晦。《买房子》唱的是“人们要一直地还钱，要还清这房贷；直到有一天，所有钱都还完了，头发也就白了，嘴里没有牙了”；《黄金粥》唱的是“黄金周黄金周，满地黄金人手一碗粥……”

“因为社会变了，我是跟着社会走的。”黑暗是周云蓬人生里永远的遗憾，但也给了他看社会的另一双眼睛。“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Q&A

黑暗中的眼睛更加雪亮

芒果画报：你从前的音乐是有种庄子《逍遥游》的情怀，可是后来就变了，这种变化是来自于你个人的变化吗？

周云蓬：是社会在变。那个时候房子很便宜，07年各种社会压力都很大，时代突然变了，所以自己音乐各种方面也就变了。

芒果画报：你写《中国孩子》那张专辑的时候，语言特现实特直白？

周云蓬：我没有语言特别直白的问题。一些事件实在不能容忍，把一个老实人也逼急了。每个人都会有着急的时候，你要把他手砍下来，你也会把他逼急的。不在于性格不性格的问题。前一阵子，甘肃那孩子翻车的事情，假如是你的孩子，你性格再懦弱，你也会跟他拼命吧。

芒果画报：音乐能为现实世界做些事吗？

周云蓬：其实我一直挺关注社会事件的。我多半是通过自己写歌表达，也想多参与一些公益活动。比方说关注一些偏见、黑暗的东西。多去说，能写出歌那就唱。

芒果画报：其实你不是一个特别爱讲话的人吧？但是歌词却写得很好。

周云蓬：音乐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不见得你唱出来就能说得很好。我觉得唱更适合我，说的话就会比较笨拙，或者说不清楚。

一条路的话，我大概是路过

芒果画报：但凡音乐人都是从小就有音乐天赋的，您是这样子吗？

周云蓬：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业余爱好吧，后来出来以后才开始靠音乐谋生。其实也是被生活逼迫才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芒果画报：给你一个选择，你还会走这条路吗？

周云蓬：我不知道。也没有这种选择的可能，这种假设，我觉得没有这个意义。你给我一个选择，但是时间不可能回去。

芒果画报：给自己打个分吧。

周云蓬：没有成功吧，算是一半吧。一条路的话，我大概是路过，或者还在一个过程。给我自己打个59分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是这样子的。

芒果画报：在这条路上行走，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吗？

周云蓬：给你讲个故事吧，特有趣。有一次回京，和小河、绿妖他们一起喝酒。先在云南味道喝到八层，小河突然提议要去三里屯喝比利时啤酒，说是喝了就等于出国了。于是我们就去了。跑去喝呀喝，就喝晕了。等我问绿妖买单多少钱时？我听她说到900元，咣铛一下酒就醒了。接着又想了一下，看透了人生如梦吧。又醉了，今宵酒醒何处？再醒来以后发现回国了，我又心痛起来。第二天心还是痛的，最后一问，是小河买的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