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说，中国是个结构性很强的国家，文化正经，生活正派。比如爱情，中国人尊重父母的意见，美国人却认为“我跟谁结婚跟任何人无关”。面对如此大相径庭的文化，托尼却能找到了两个国家的文化交集，那就是音乐剧。

 

文 王颖娇 

托尼·思迪马克（Tony Stimac），这位来自美国纽约曼哈顿的音乐剧艺术家，四年前带着梦想来到北京，他想让他的音乐剧公社在中国生根发芽。在这个韵味醇厚的京剧之国，热闹奔放的音乐剧能否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经过4年的中国生活体验，托尼似乎找到了答案。

 

“一个想创作音乐剧，一个有制作音乐剧的经验，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结合。”

 

托尼与中国的结缘来自百老汇经典音乐剧《42街》。2007年，托尼作为北京东方百老汇国际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负责《42街》中国巡演的运营工作。这个工作让托尼萌生了在中国大地播种他的音乐剧的想法。

托尼说：“中国的音乐剧，已经拥有所有的元素，有很好的歌唱家，很好的舞蹈演员，很好的作曲，很好的编剧，很好的导演。现在，只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中国就会创造出很好的本土音乐剧。”然后，托尼遇到了李盾，他感到中国音乐剧的所有元素，与有经验者的小小帮助完美结合的机会到了。

2010年，托尼与李盾握手签约，托尼担任《王牌游戏》的导演，李盾是制作人。托尼认为，一个想创作音乐剧的人和一个有制作音乐剧经验的人相遇，这简直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结合。

《王牌游戏》把一个中国音乐剧狂热者和一个美国老牌音乐剧导演结合的优势凸显了出来。他们请来了曾担任经典音乐剧《油脂》音乐总监的资深百老汇音乐人路易斯·圣·路易斯；请来了曾为《绿巨人史瑞克》编舞的帕特·博尔持，她曾经以她的编舞赢得过5个被称为音乐剧界的奥斯卡奖——托尼奖。

如果能登上美国百老汇大街其中一个剧院的舞台，那么这一切，就都符合一个成为百老汇音乐剧的要求。

 

“中国的音乐剧就像一根在干草堆里的火柴，一旦开始了就会整个燃烧起来。”

 

即使美国张扬而直率的文化气质与中国文化的温婉含蓄不同，托尼也并不担心欣赏习惯的差异会导致艺术的不可接纳。百老汇音乐剧气质高雅，形式和内容却很容易被人接受，“不像中国的京剧，要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修养才可以理解，任何一个人只要进入剧场去看这个音乐剧就能明白。”

《王牌游戏》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首次加入了“魔术”的元素。通过这样的新元素，音乐剧更加生动地表现出一些现象，观众会觉得很滑稽，但是会让大家思考一些现实问题。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托尼希望他的音乐剧观念和经验能在中国这片古老韵味十足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希望中国能找到一种方式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让世界上其他人能够明白。美国有百老汇，英国有伦敦西区，奥地利有音乐剧，法国有音乐剧，澳大利亚有音乐剧，音乐剧已经成为全世界共识的一种语言。

“一个单独的话剧不是很容易直接搬到国外，但音乐剧因为有音乐，有舞蹈，这都是没有国界和障碍的。中国的观众照样喜欢《狮子王》照样喜欢《猫》，所以，美国的观众也会喜欢《王牌游戏》。”

 

 

托尼·思迪马克（Tony Stimac）：美国百老汇导演。1983年，在曼哈顿成立音乐戏剧工作室并担任艺术总监，始于音乐剧公社的百老汇演出包括：《美女与野兽》、《阿依达》、《 Footloose》、《斯莫吉乔的咖啡馆》、《A Class Act》、《Starmites》。

 

 

Q&A：中国音乐剧的西方观察

 

芒果画报：音乐剧源自西方，您是如何找到它与中国的契合点的？

Tony：音乐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越来越流行的。那时，美国民众都觉得自己都是英雄，打败了法西斯，拯救了世界。音乐剧展现的正是美国人民那样一种心态——满腔热情，对对生活满怀希望。现在，这个状态又在中国出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中国人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当然，中国的音乐剧肯定会比美国的音乐剧更加具有结构感，因为中国的社会是更有结构的。

 

芒果画报：中国音乐剧和美国音乐剧的差异是什么？

Tony：中国的政府对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应该怎么讲会有更多的约束。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教育背景不一样，学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获得与表达文化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比如“孝顺”这个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美国没有这一说法。而且，中国人会特别听父母的话，特别在婚姻方面，要嫁给谁都得听父母的，但是在美国没有这个概念，婚姻是自己的事情，爱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这都是差异，来自于社会深层原因。

 

芒果画报：想通过这部音乐剧表达什么？

Tony：其实是想讽刺一种不健康的社会现象。美国是一个大胖子的国家，为什么胖？因为吃得太多了，整个社会都在不停地吸收和采购一些不一定需要的东西。而在中国，很多人也在追着美国跑，想要买很多的名牌，开大汽车，但是买那么多，真的需要吗？

 

芒果画报：您觉得现在中国的音乐剧与百老汇音乐剧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

Tony：中国的音乐剧在题材上会更加正经一点。中国从1900年到现在，经历过的事比任何国家经历过的事都要多，都要深刻。历史会帮助艺术家们找到他们的形状，用艺术的方式去展示历史的感觉。在中国，13亿人口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大家都能吃饱喝足，每个人都会需要肩负更多的重担；而美国更加发达，人口也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所以，中国的音乐剧更多的是奋斗的题材，而美国音乐剧则更倾向于嘻嘻哈哈。

托尼说，中国是个结构性很强的国家，文化正经，生活正派。比如爱情，中国人尊重父母的意见，美国人却认为“我跟谁结婚跟任何人无关”。面对如此大相径庭的文化，托尼却能找到了两个国家的文化交集，那就是音乐剧。

 

音乐剧是干柴，我是烈火

 

托尼·思迪马克（Tony Stimac），这位来自美国纽约曼哈顿的音乐剧艺术家，四年前带着梦想来到北京，他想让他的音乐剧公社在中国生根发芽。在这个韵味醇厚的京剧之国，热闹奔放的音乐剧能否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经过4年的中国生活体验，托尼似乎找到了答案。

 

“一个想创作音乐剧，一个有制作音乐剧的经验，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结合。”

 

托尼与中国的结缘来自百老汇经典音乐剧《42街》。2007年，托尼作为北京东方百老汇国际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负责《42街》中国巡演的运营工作。这个工作让托尼萌生了在中国大地播种他的音乐剧的想法。

托尼说：“中国的音乐剧，已经拥有所有的元素，有很好的歌唱家，很好的舞蹈演员，很好的作曲，很好的编剧，很好的导演。现在，只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中国就会创造出很好的本土音乐剧。”然后，托尼遇到了李盾，他感到中国音乐剧的所有元素，与有经验者的小小帮助完美结合的机会到了。

2010年，托尼与李盾握手签约，托尼担任《王牌游戏》的导演，李盾是制作人。托尼认为，一个想创作音乐剧的人和一个有制作音乐剧经验的人相遇，这简直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结合。

《王牌游戏》把一个中国音乐剧狂热者和一个美国老牌音乐剧导演结合的优势凸显了出来。他们请来了曾担任经典音乐剧《油脂》音乐总监的资深百老汇音乐人路易斯·圣·路易斯；请来了曾为《绿巨人史瑞克》编舞的帕特·博尔持，她曾经以她的编舞赢得过5个被称为音乐剧界的奥斯卡奖——托尼奖。

如果能登上美国百老汇大街其中一个剧院的舞台，那么这一切，就都符合一个成为百老汇音乐剧的要求。

 

“中国的音乐剧就像一根在干草堆里的火柴，一旦开始了就会整个燃烧起来。”

 

即使美国张扬而直率的文化气质与中国文化的温婉含蓄不同，托尼也并不担心欣赏习惯的差异会导致艺术的不可接纳。百老汇音乐剧气质高雅，形式和内容却很容易被人接受，“不像中国的京剧，要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修养才可以理解，任何一个人只要进入剧场去看这个音乐剧就能明白。”

《王牌游戏》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首次加入了“魔术”的元素。通过这样的新元素，音乐剧更加生动地表现出一些现象，观众会觉得很滑稽，但是会让大家思考一些现实问题。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托尼希望他的音乐剧观念和经验能在中国这片古老韵味十足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希望中国能找到一种方式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让世界上其他人能够明白。美国有百老汇，英国有伦敦西区，奥地利有音乐剧，法国有音乐剧，澳大利亚有音乐剧，音乐剧已经成为全世界共识的一种语言。

“一个单独的话剧不是很容易直接搬到国外，但音乐剧因为有音乐，有舞蹈，这都是没有国界和障碍的。中国的观众照样喜欢《狮子王》照样喜欢《猫》，所以，美国的观众也会喜欢《王牌游戏》。”

 

 

托尼·思迪马克（Tony Stimac）：美国百老汇导演。1983年，在曼哈顿成立音乐戏剧工作室并担任艺术总监，始于音乐剧公社的百老汇演出包括：《美女与野兽》、《阿依达》、《 Footloose》、《斯莫吉乔的咖啡馆》、《A Class Act》、《Starmites》。

 

 

Q&A：中国音乐剧的西方观察

 

芒果画报：音乐剧源自西方，您是如何找到它与中国的契合点的？

Tony：音乐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越来越流行的。那时，美国民众都觉得自己都是英雄，打败了法西斯，拯救了世界。音乐剧展现的正是美国人民那样一种心态——满腔热情，对对生活满怀希望。现在，这个状态又在中国出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中国人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当然，中国的音乐剧肯定会比美国的音乐剧更加具有结构感，因为中国的社会是更有结构的。

 

芒果画报：中国音乐剧和美国音乐剧的差异是什么？

Tony：中国的政府对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应该怎么讲会有更多的约束。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教育背景不一样，学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获得与表达文化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比如“孝顺”这个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美国没有这一说法。而且，中国人会特别听父母的话，特别在婚姻方面，要嫁给谁都得听父母的，但是在美国没有这个概念，婚姻是自己的事情，爱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这都是差异，来自于社会深层原因。

 

芒果画报：想通过这部音乐剧表达什么？

Tony：其实是想讽刺一种不健康的社会现象。美国是一个大胖子的国家，为什么胖？因为吃得太多了，整个社会都在不停地吸收和采购一些不一定需要的东西。而在中国，很多人也在追着美国跑，想要买很多的名牌，开大汽车，但是买那么多，真的需要吗？

 

芒果画报：您觉得现在中国的音乐剧与百老汇音乐剧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

Tony：中国的音乐剧在题材上会更加正经一点。中国从1900年到现在，经历过的事比任何国家经历过的事都要多，都要深刻。历史会帮助艺术家们找到他们的形状，用艺术的方式去展示历史的感觉。在中国，13亿人口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大家都能吃饱喝足，每个人都会需要肩负更多的重担；而美国更加发达，人口也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所以，中国的音乐剧更多的是奋斗的题材，而美国音乐剧则更倾向于嘻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