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84年底我毕业之后留在北大经济系国际经济学专业当老师。此时，学校开始有送青年教师出国进修或者留学的各种机会，但是前提是外语要符合要求，至少可以胜任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语言环境。学校为了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的英语水平，开始了和国外教育机构的培训合作项目，其中一项简称ESEC，是为期半年的半脱产强化英语学习，完全由外籍教师授课。

1986年春季学期开始，我和数十名北大青年老师参加了ESEC班的学习。由四位外籍老师给我们授课，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在那一学期的时间里，我们每天上午都要上课，进行完全强化的密集的英语听说读写训练。下午则是看英语电影或者听录音。同时我还给经济学院的学生们上课。我感觉，这半年对于我的英语水平全面提高的作用非常之大。虽然培训结束之后，我没有马上出国，但是此时，我感觉自己即使出国，也可以大致应对国外的语言环境了。

1993年开始，我担任经济学院外事秘书，开始频繁地参与外事活动，接待外宾，参加研讨会等等，实际使用英语的场合骤然多了起来，对自己英语水平的考验接踵而来。

1994年春天中国三所顶级大学：北大、清华和南开与加拿大三所顶级大学：哥伦比亚，多伦多和渥太华大学开始全面合作会谈，最后签署合作交流协议。我作为北大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参与了会谈和协议签署的全过程。在会谈的第一天，我们学校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领队的副校长是可以用英语交流的，但是我们的外事处长是说法语的，而社会科学处处长是说俄语的。而其他两所中国大学的相应三位领导都是说英语的，可以直接和加拿大方面进行交流。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现场英语口语翻译。我们领队的副校长可能看见我在交流方面还比较流畅吧，立刻指定我当现场口语翻译。当时，有一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但是也没有其他选择，只好硬着头皮担任。好在我完成的还可以，没有使得会谈耽误在语言障碍方面。整个活动结束后，我们的副校长问我在哪个国家学习的英语，是否出过留学过很长时间，我的回答是：“在中国，在北京大学。”

1994年夏季，世界银行在北京举办为中国及其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干部提高经济学水平的培训班（一个月）。在全国招聘3位老师，用英语讲授“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课程。我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跑到清华大学去报名，并参加考试。最后，世界银行招聘了连我在内的三位老师，其他老师一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一位来自中央财经大学，都是男老师。在这一个月时间里，我们三人每个人教授“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三分之一的部分，每天密集地给学生授课。这是我第一次用英语授课，面对来自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学生。直到课程结束，师生们在北海仿膳餐厅聚餐时，我才感觉自己比较符合一句成语：“初生牛犊不怕虎。”

从步入大学跟着徐老师开始学习《灵各风英语》，到在研究生阶段受杜度先生教诲读英语专业书，再到我自己走上讲台，给学生用英语讲授经济学课程，16年过去了。可以说，在学习英语方面，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程。现在的学生在学习外语条件方面比我们当年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从教材到师资，从大环境到小环境。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融入国际社会，熟练地学习和掌握外语为每个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通往未来的大门。我总是以我学习外语的经历鼓励我的学生们，努力吧，一切皆有可能！（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