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82年9月，我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开始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师从厉以宁、胡代光、杜度和范家骧老师，学习西方经济学。当时我们这一届同学共5个人，由这四位老师共同指导。因为这四位老师中，厉以宁老师比较年轻一些，很多我们的具体事务都由他负责处理。

刚入学，又是英语摸底考试。我通过考试之后，教务部门告诉我，研究生期间不需要再上英语课了，可以选修第二外语。我问厉以宁老师我选修哪种外语作为二外，心里是想着学习日语的，因为我上大学之前学习过日语，有一定的日语基础。但是厉老师说：“日语在经济学使用的范围稍微狭窄一些，你不如去学习法语。”这样，我就报了研究生法语班。一位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女老师负责给我们上课。

虽然我的英语水平好像是“过关”了，但是我心知自己的英语距离熟练掌握还有不小的距离，特别是在专业英语方面。正是这样想着，考验就来了。

我们的老师杜度先生给我们上课，学习“线性规划”。杜度先生曾经留学美国和德国，外语造诣很深。自然对于我们的期望甚高。他在授课时选择的教科书是英文的，因为他认为，只有原文版的书才能够真实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翻译过来的书有时翻译的不好，不够准确，所以最好不用。他还认为，我们既然已经是硕士研究生了，自然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所以在他的课上，使用英语教材，讲授有时也用英语，记笔记用英语，考试回答卷子也用英语。我们这些学生，有些还在上英语课，有些即使像我这样暂时不上英语课，但是英语水平还是有待提高的。好比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现在要跑起来，自然难度很大。

记得有一次，我们上课需要使用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杜度先生对我们说：“到图书馆去找原版书来读。”我们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书页已经发黄的原版书（感谢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把有关章节读了若干遍，对杜度先生说：“老师，看不懂。英文看不懂，意思也不明白。”杜度先生对于我们大约挺失望的，让我们去找这本书的中译本来读。在诸多的经济学家中，凯恩斯的写作以行文艰深晦涩难懂著称，所以即使中译本我们也读的似懂非懂。最后，杜度先生只好让我们去读凯恩斯的后继者索洛、斯旺改写的《通论》简写本。通过这次体验，杜度先生自然又给我们讲了一遍外语学习的重要性。

不过，学习这件事，是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老师对于我们的这份严格要求，使得我们的专业英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至少，在毕业时，阅读一些外国的原版教科书感觉流畅了很多。

但是，我自知，在英语学习方面，我还是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与此同时，我在磕磕绊绊地学习着法语，感觉法语太难学习了，需要那么多变格、语态和时态的转换。由此真心钦佩和敬仰那些掌握了多门外语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们——比如钱钟书、比如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