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很多学生的指导老师，自然也经常被学生请教外语学习的事情。现在，学习外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学生们从小开始就投入了很大精力。有时，我也喜欢和他们谈一谈自己学习外语（英语）的经历。我们这一代，大约每个人都在外语学习上走过了非同寻常的道路。

（一）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77级）入学的本科生，除非特殊情况，一般考生是绝对达不到现在高中生高考的那种英语水平的。由于那一年的考生在年龄、就业、学习各情况差异太大，在我的印象中，在那年高考中除了考外语专业的考生，一般考生的外语考试只作为为参考，计算分数主要看四门课程：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历史和地理各占50%）。

我自己的英语学习要是严格地计算，是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学习英语，直到高中毕业，也是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了。但是：（1）那时的英语教学教材都是根据时政编写的，内容非常不符合英语教学本身的要求。（2）我们的学习经常被“开门办学”打断，刚学习了一些英语语法和单词，就马上去工厂、农村和部队“锻炼”，在那些场所，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学习英语的。外语学习讲求的是经常使用，也即实践，所谓曲不离口拳不离手，一旦放下，就要再捡起来，浪费许多时间。以至于我们在中学时，北大附中教授英语的老师经常感叹我们的英语学习刚上轨道就要离开，经常做无用功。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老师也不便多说什么。

1976年2月高中毕业之后，我在家“待业”了一段时间，就去一个街道工厂工作了。在工作之余，我还是坚持了自学英语，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英语学习节目每天定时学习。这样，我之前学习的英语总算没有“荒废”掉。

我们一进入大学——现在的首都经贸大学（当时是北京经济学院），就参加了一个英语等级水平摸底考试。考试之后，所有的同学被分为“慢班”和“快班”两个不同的班级，慢班是为了那些从来没有学习过英语的学生安排的，快班则是为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的同学安排的，有助于因材施教。

我进入了英语快班，我们的老师是一位上了点年纪的老师，姓徐。他是燕京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高材生），中朝美板门店停战协议签署时的中方首席翻译。我想，他对于学生如何能够学好英语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我们使用的教材是他在当时千方百计找来的英国《灵各风英语》教材，三册课本加录音磁带，而不是当时大学现编的一些教材。这本教材内容完全是生活化的英语，比如到英国如何辨识方向，如何乘车。如何买东西，如何去医院看病等等。他要求我们背诵课本，听写单词，记忆句型。课余时间，还教我们唱外语歌曲，读外语电影剧本，听外语广播。这样，我所学习的英语逐步开始生动起来，和生活有了密切的联系。英语水平也有了不小的提高。

在大学年级，学校举办的一次全校英语竞赛中，我得了全校第二名，奖品是一本《英语缩略语词典》，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本书最为纪念。获得第一名的同学也是一位女生，她的父母是中央编译局的资深工作人员，她从小就学习英语，家学背景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