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来的女孩——读龙应台的书

         文/杨格

    天热，在空调的冷气中读书，读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百年思索》、《我的不安》。读之前，我站在上海书城看龙应台签名售书。清瘦，休闲的白衬衣在身，温和地抬头低头，交谈，写字，短短的每一个镜头，是书中针砭时弊的龙应台吗？文辞犀利，龙应台一贯的风格竟不是现实中的自己，我想起了书中她会有的情致之笔和她的母亲情结———写作的休息间隙，走到厨房为两个儿子煎鸡蛋。这些，是不是可以解释那一刻的龙应台？应该可以。我继续翻阅。
    书中，龙应台关注的问题宏大，《政治人的人文素养》、《走过疲惫的巴基斯坦》、《巨人之死———记以色列总理拉宾》、《德国，在历史的网中》、《清理过去的黑暗———我看海牙大审》……很多，如书的名字———《百年思索》、《我的不安》。但我，翻阅过，重又回味的是书里的最后部分，那些写龙应台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南部来的女孩》。从这儿，我看到了龙应台的轨迹。海边、织网，她视线中母亲的形象，还有当警察的父亲，她从这个家中出来，乘车去台南市考中学，直至考上。少女时代的龙应台，和“兄弟们推着单车上街，骑骑走走。海风袭来，挟着浓重的咸腥味，空地上晾着干鱼和鲨鱼翅”。南部，等待大学发榜的时候，她以为自己能考去台北，但没有，她走进的仍是南部的大学。我在想我对这个南部细节的触动。在中国，从西南走入上海的我，看到龙应台叙述“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的情形，心里竟有了共鸣。我懂一个来自边远之地的人面对繁华迷离的困惑。这个差距，需要多少的时间在心理上进行调整？
    看看她笔下的这个情形：“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黢黢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话没有说完，但我明白它的涵义。我用12年慢慢理解上海。龙应台呢？她一直走到了国外，终于，站在更广阔的文化熏染中再回看台北时，她已经可以平视它———用她的书、她的思考。平视的结果：她被请回台北，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很巧，我在她上任不久后去了台北，我在电话里采访她，这是1999年12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我静静地在电话这头听，听了半个小时，那时，我没有看过她的这篇文章，我不知道由她来管理台北的文化有这么一层深意。
    我翻到了那篇《迷阳，是荆棘———与我的读者暂别》。记得当时，我问及的是她还会不会继续写书，会不会有所改变？她笑了，声音柔和地传过来，如我看到的签名售书的情景，答：“会有所改变，但也会继续写书。我的任期是4年。”很怪，这4年的概念让我有一丝遗憾———4年，浸入官场的她会消灭掉自己吗？现在，这个遗憾当然没有了。龙应台，这个当年南部来的女孩，已经在《与我的读者暂别》一文中回答了人们：她不会失去独立精神，她不是为自己，甚至也不尽是为眼前的人民，她是在面对历史。就在那晚，我知道她的文化计划中，沟通两岸的交流是其中之内容。从我，那极其个人的角度，感慨的是南部女孩最终的优秀。
    上海，她在今年炎炎的6月而来，坐着签名的时候，我站在边上一直看，看不出她有官气流露，她坚持住了自己。围观的人们被不时驱赶，她抬起头，说没关系，他们可以看。“做官就是拥有一种做事的权力，但写作可以影响很多人的思维。”无疑，那些拥聚而来的人，正是被龙应台的书影响着的。一个很小的女孩递上了书，龙应台拉着她的手，女孩的母亲站在后面。显然，小女孩现在还读不懂龙应台的书，但她母亲的心愿如此明了：浸染智慧之中，让孩子欣赏优秀；而我，知道她此行已经在实施那个计划：用文化沟通两个城市———上海和台北。《台湾文化政策与世界华文版图》、《看不见的城市———上海台北城市文化比较》，两场演讲，她在敲上海的门呢。我就有一种预感，这个南部来的女孩，会用她独立官员的文化政策，完成一个探索。
    最后，我再读的是书中的《彼黍离离》。它写的是晚上，总是在10时左右，龙应台走出家门，踩着极大的步伐，往草原而去。夜空、草原，龙应台面对的不是博大是什么？由此，我懂了这个南部女孩为什么会成功。很长的时间，她旅居德国，关注世界的笔触，已经引领读者走入了多元文化……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8月21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