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金融的逻辑(一):货币乘数急剧下降,与温州信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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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去了“信托基金”,稍微说得通,但是“信托基金”转到公司账上,最终还是银行存款。
2010年11月16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17%到17.5%。
2010年11月29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17.5%到18%。
2011年上半年,月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最终达到21.5%。

温州热钱链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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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22日,浙江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信泰集团,前来核对货款账目的供应商络绎不绝。 长空 / 东方IC
温州,这座中国民间资本之都,如今风声鹤唳,由个人、钱庄、企业、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所构筑的资金链条,正在逐环断裂。
从年初的一些企业主“跑路”(温州人对躲债的俗称)开始,危机初现端倪。财新《新世纪》在当地调查了解发现,真正产生连锁反应的,要从王晓东7月“跑 路”开始。此人于2007年左右炒股、炒房发了财。随后开办了一家创投咨询公司,广泛吸收温州公务员的资金,至2011年7月左右,其借贷规模达12亿 元。因为投资不当,资金链断裂。
这波及到温州龙湾巨邦鞋业的企业主王和霞。此人吸收了5000万元左右的资金,转手贷给王晓东。王晓东倒掉,王和霞选择了“跑路”。和巨邦鞋业相邻的宝业皮革和大华皮革等企业,因为民间借贷互保等原因,也于8月关停。
9月21日成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一个转折点。当地的眼镜龙头企业温州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选择“跑路”,民间借贷规模在8亿元左右。已高度警觉的民间借 贷人纷纷加紧收账,无形中又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企业主“跑路”。截至9月27日,据当地公安部门统计,温州共有40多家企业主选择“跑路”。
企业主的“跑路”,引发了几家正规担保公司的资金链紧张。温州市担保协会副会长单位温州金桥担保和理事单位温州金泓担保,在这一轮风波中关停,从而引发与其关系紧密的地下钱庄资金断裂。
而上述有的放贷人,其实是利用一定的手段从银行腾挪出资金。当放贷人“跑路”后,背后的银行风险凸显,如鹿城农村合作银行就被卷入其中。放贷人陈繁蓉利用和鹿城农村合作银行分理处主任的关系,卷款而逃。
至此,一个资金崩断的链条已形成,从百姓、政府官员、地下钱庄、正规担保公司直至银行,无一幸免。
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据该市经信委监测,温州市民间借贷的规模已超过1200亿元。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说,温州90%的家庭都在搞金融。
有企业家认为,现在的“恶果”是“炒”出来的。他认为,近年来,温州人炒矿、炒金、炒股、炒汇、炒房,几乎人人参与。最终全面投入炒钱(高利贷),民间资金逐级向担保公司和借贷高手集中,月息1.5%直至10%,最终炒出了“跳楼”的恶果。
接近温州市政府决策层的消息人士称,9月27日上午,温州市相关部门召开会议,试图化解恐慌情绪,防止连锁反应,整顿金融秩序。
温州成立专门针对此次危机的领导小组,下设企业帮扶组、金融组、维稳组、宣传组,争取国家开发银行30亿元资金,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也试图联系出走的企业主,敦促通过沟通解决问题。
“被贷款”
9月28日9时许,近50多位“借款人”聚集在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门口,要求讨个“说法”。他们都因与一位女企业主结识,在这个分理处签字借款30万元,拿到这笔钱的女企业主已“跑路”,银行向这些“借款人”发出了贷款确认函。
其中一名人称“阿慧”的女士已在9月23日凌晨跳楼而亡。死者住在温州人才大厦E单元2712室,却从D单元2610室跳楼而亡。2610房间真正的主人,名叫陈繁蓉,即是前述女企业主,其前男友和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主任李军熟识。
在公开资料里,陈繁蓉是邦本印刷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实际上,陈是一个“老高”,即温州俗称放高利贷者。她的资金来源,则是这些谈妥“被贷款”的人们。
一位“借款者”小张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2011年9月初,他听说陈繁蓉是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的老客户,有些银行优惠服务可以给自己人,便同意把水电费账户转移到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陈繁蓉可以每个月代缴水电费并每月给现金1500元。
在陈繁蓉出示了一张职务为矮凳桥分理处营销人员的名片后,小张便去矮凳桥分理处陈繁蓉处办理了手续,按了手印。
9月24日,周六,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总行的一个工作人员给小张打电话,要到小张家里做贷款对账,要求他签一份贷款确认函,确认他名下有一小额循环贷款, 金额为30万元。“我连贷款卡也没有,而且提款也应该是我本人出面,但是什么都没有参与,30万元贷款就被划走了。”小张称。
跳楼自尽的阿慧名下贷款资金更为庞大。她将自己的几套房子抵押,贷款资金却由陈繁蓉掌握。阿慧跳楼当晚,陈繁蓉下落不明。身后的债务关系也不明确。银行的工作人员则称,目前此类“被贷款者”有40多位。
根据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的披露,截至2011年6月末,全行各项存款余额达129.84亿元,比年初增加6.8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95.43亿元,比年初增加8.34亿元。
“问题还在调查中,我们已经报案。问题还是需要法律来解决。”银行员工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矮凳桥分理处主任李军和业务员黄茂进已经接受调查。
祸起“平台”
在一位当地官员看来,温州企业主参与民间借贷以前是单对单的融资,现在是通过一些平台进行融资。无牌照的担保公司、寄售公司、投资公司等,温州市有1000多家,“或许正是这些机构,放大了高利贷的影响”。
有官员称,王晓东和他的创投咨询公司就是其中典型。比如一家鞋业公司的企业主借了几千万元转给王晓东,成本是每月利息1分5厘左右,放到王晓东那里是月息2分。“王晓东倒台,他也跟着倒闭了。”
有和他打过交道的人称,王晓东的创投公司办公地址在上海金茂大厦,以彰显实力。王也曾包场一家意大利奢侈品店,专门招待他的温州老乡。王晓东曾是国土系统的工作人员,其妻也是公务员。
一位城商行人士表示,当地银行工作人员、一些信用状况较好的企业、个人(公务人员)能从银行拿到比较低的利率,信用贷款或抵押贷款,再拆借给别人,赚取中间利差。官阶越大,可以贷款的数量越大。“王晓东有个债主清单,公务员的比例很大。”
王晓东在上海进行房地产投资和股权投资,同时也放贷,放出的最大一笔资金高达1.9亿元。但因各种原因,王晓东陷入了危机。“跑路”之前,王晓东曾经希望借助期货投资死命一搏,却落得巨额亏损。
按照王晓东的融资成本来算,其12亿元民间借贷资金,如按照每月2分利息,每个月支付利息就需要2400万元。
温州华峰申银担保公司副总经理程恒祥表示,多元化投资最怕资金链断裂。“一枚钉子,就有一个坑,你把钉子抽走了,窟窿就留在那边。没有办法堵,就漏水了。”
8月底到9月上旬之间,躲债的王晓东选择回到温州,居住在有官方背景的龟湖饭店。
有知情人士表示,经过盘点,王晓东所剩资产大概五六亿元。包括房产和几个股权投资项目,“但房产证上的名字很多都不是王晓东”。
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主任邱世枝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该所代理了王晓东的案子。温州市瓯海区的一名官员向财新《新世纪》记者确认,王晓东正在拟订偿债方案,债权打七八折,“有的已经还了”。
余波未了,受到牵连的一些实业企业正是“金字塔”的下一级。
7月27日,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出逃,原因即涉及王晓东案。当地官员称,巨邦鞋业成立于2004年,两个厂区共有三条流水线,三四百名工人,年销售额大概在1000万元左右。目前,巨邦鞋业卷帘门紧锁,墙上贴满了各种法院通知单。
在当地人看来,很多企业做销售冲规模,但利润率极低,后往往通过实业企业吸纳资金,转而对外投资以期赚到快钱,如房地产、矿业、高利贷等。
“根据我们的了解,‘跑路’的企业,很多都有订单,并完全不是实体经济的问题。”温州市经信委主任余中平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