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中国封建皇朝是一个礼制等级社会。礼制要求上级决定下级，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犯上者“大逆不道”、同情地位低下者为“头上长有反角”是封建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它看待社会的视角，是自上而下的。正如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只要上面做得冠冕堂皇，底下情况究竟如何，也可漠不关心——人类史证明，社会创造力正来自底层社会的实践活动，但它却被“自上”的冠冕堂皇一笔抹杀了。它本末倒置了，违反了人类社会本质内涵的一切规律：包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包括社会环境塑造人（文化）的规律，等等。礼制等级社会依膀权力俯视一切，恰恰是倒立着看待人类社会。它造就了中国漫长历史阶段系列性的相同悖论，即使在皇朝制度远去了一百多年之久，仍在影响着当今很多人们的社会观和价值观。

   撇开这个议题不论，什么叫封建时代的政变？在古往传统等级制社会（下级必须无条件单向地敬畏和服从上级），凡是下级使用暴力剥夺顶级者权力的行为，都可以称为政变。这在具有等级制观念的传统中国，几可以是约定成俗的。

   那么为什么近数年来会出现为清末慈禧太后“戊戌政变”翻案的史论话语呢？

   在传统观念中，光绪是皇帝，他的地位和权力显然是顶级的。剥夺皇帝的权力，显然是一种政变行为。但在皇朝社会远去的今天，我们知道，地位和权力是可以被给予的，因为在它之外，还有一个术语叫势力。在晚清，慈禧太后的势力显然远大于光绪皇帝。在史册中，也记录有慈禧太后曾经说过的话：我既然可以让他当皇帝，也就可以不让他当皇帝。

   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皇帝地位到底是某个人给予的，还是社会传统认同的古代法统程序确立的？而且，即使在晚清史册上的慈禧早期言论中，也不乏有她的暂为看护皇权之说。如若慈禧曾为皇帝，而只是让位成了太上皇，那么1898年她囚禁光绪皇帝的行为，或许不能称为政变。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中的势力具有无序性——至今中国仍无勇气规范人类社会本质一直存在的各种势力以公平竞争；而个人给予他人权力，同样具有无序性。如若后人认同晚年慈禧不是政变，那么等同于认同了皇朝社会的无序性和无法无天性。——这种史论还认为：慈禧要杀光绪皇帝并不难（不杀是她的善性）。这种人真的以为在权势社会杀皇帝如同杀一个平民？不得不说，史论者的此种说辞暴露了其人肮脏笔触和潜藏着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的一种很可怕的思维。

   我们一直认为，传统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的文化。但是，如果仍有这么多知名的文化传播人（史论著作者）对一些文化概念没有搞清楚，循入“打倒”、“平反”的翻案历史周期律——完全继承了历史上变化的人类思想为不变的权力服务的恶劣文风，我们是否应该为他们感到羞愧？或者是传统文化本身出了问题？也许，这和上溯千年权力者固有的“倒立着看待人类社会”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

   注：封建王朝“倒立着看待人类社会”主要表现是，在关于对“人”的认知方面，现代社会的马斯洛需求理论告诉我们，生存求温饱是人的最基本要求，但中国古代观念史一直错位于道德是人的基本要求，所谓“道德底线”，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早在马斯洛需求理论产生前半个世纪，晚清梁启超就以中国式语言习惯提出了“形而下”之生存和“形而上”之生存观点，他指出：不顾生存需求的（道德）“形而下之自杀，所杀者不过一人，形而上之自杀，则举全社会而禽兽之。且禽兽其苗裔以至于无群，吾故曰直接害群也”（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他同时指出：只有人人有权，才能政府有权，但从来的观念史灌输正相反；晚清很多洋务理论家指出：只有藏富于民，政府财政才能充裕，但从来的皇家政府一直实施强干弱枝、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与民争利的相反行政策略（西方商业社会尚知“市场购买力”，清末的美国“庚子退款”便是这种社会理念的产物）。这实际反映了，它名为政府，却像民间“公司”一样，驾驭着特权马车和全体臣民百姓进行不正当竞争。尤其是，封建中国把一个国家的秩序规划，仿制一个家庭的伦理秩序——史称“旧秩序”，所谓君臣父子，把人民看作永远长不大的小孩（现代社会学说明，社会一体性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决定了这样的家天下政府同样长不大，早有学者指出的传统中国“不成熟”，而有人说的中国“文化早熟”正说明了“长不大”）。由此说明，一百多年前上溯的千年家天下中国的文明程度不高，清朝结束一百年来，虽有提升，但总体上仍顽强制约着当今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王朝统治者因为观念倒置了，所以结果常常和愿望相反，形成了封建时代漫长的周期律循环史。

    2016年11月29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