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较长阶段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文化意义上的“启蒙”两字。但是，仔细反思，我们对启蒙两字有没有偏狭的理解？

中国历史的清末民初阶段，由圆地方的“天下”时代进入地球时代，实际上是绕不开启蒙两字的。由于当时上层社会和许多著名学者如梁启超、严复等（清末三大话语系统清廷守旧派及立宪派和革命派论战）都提到了“民智未开”，因此，“开民智”几乎等同于“启蒙”。这一观念，或者说思维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当时舆论各方共同把“开民智”即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智力认同于启蒙。

同时，由于当时各地的“开民智”，是以创办各类报馆、报刊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开民智又与创办报刊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就当时来说，各地创办报刊，为的是争取话语权，反对清廷官方的专制独断一言堂，与“开民智”无关。

当时梁启超说：报刊是“耳目”和“喉舌”，人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确实，报刊在外部表象上，具有人的“喉舌”作用，但仍与“开民智”、提高民众内在的文化智力无关。报刊文章把道理推论得再怎么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通达深远，也无法开启民智，它只能反映某一方的话语权，只起到了有利于话语者的作用，与广大民众的智力高低无关。我们知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是一句中国谚语，相信清末民初的中国先人也懂得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报刊的作用不在于外部喉舌性的说道理（所谓“言教”），而在于内质性的社会透明度，让每个人看清楚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真相（身教），这才是“启蒙”的关键。报刊言论与报道能让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置于阳光之下（即开明社会），而细菌常常躲于阴暗之处，是最怕阳光的。

梁启超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又说：“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报刊的喉舌作用只是其表象性，报刊“去塞求通”的内在血管作用，才是最重要的。

报刊犹如外在看不见的人的头部、身体之内四通八达的血管。这个人的智力再高，喉舌作用再强，即使能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血管堵塞，也要中风。

故此，启蒙不是讲道理，也不是发行报刊，而是能众说纷纭（厥道非一）地使得这个社会里的一切事情都置于阳光之下，成为一个开明社会。在传统中国，“阳光”历来是一个褒义词，如阳光青年，阳光社会，阳光国家。“阴暗”则一直是一个贬义词，如阴暗心理，阴暗勾当，阴谋。阳光造就朝气，阴暗滋生冷漠；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则是阴暗社会的常态。历史长期以来，中国古人一直认为“说教”可以开启民智，但人类蒙昧史证明，说教同样可以拉低民智。民智与掌握话语权无关，而只与“身教”和社会是否“阳光”有关。

启蒙不深奥，民智也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低下（低估了）。清末戊戌政变前后，清廷守旧势力咒骂报刊“处士横议”朝廷，“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这里显然已经不是“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为继续保有专权体制内的阴暗勾当（维新变法期间投闲的“伴食宰相”李鸿章评论守旧势力：“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十多年后，李鸿章的预言得到了应验）。

总之，清末的启蒙、报馆报刊等词语，是舶来品，它们不是自己生长出来的；不是自生的东西，会在理解上走入歧途，这就是民谚“生出来秀气，学出来拙气”现象（即使已经生长并遍野皆是，也可以罔顾事实，不惜土壤性斩草除根）。由于“拙气”不自信，还会破罐子破摔地退步，这是人心常态，也是社会常态。理解偏差了，结果就等于零，多吃的，仍是那些会哭的，它并不能启蒙，也很原始。 

2016年8月24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