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阅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瓜分”前后）清末史料及清末史述著作，常会看到这样的内容：东、西洋列强为了谋取中国利益，常会以“保全中国”（或“保全大清国”）作为诱饵去打动清政府以逼其就范。无论是列强诱使，还是清政府主动，对清政府来说，“保全”确实是一个十分动听的词眼。那么，清政府何以会如此看重“保全”两字，以致不顾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呢？这种观念的形成，一定有其历史成因。

自古中国处于一块广袤而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地缘环境中。在这块土地上，国家和王朝在此消彼长中变迁。不断涌现出来的无数王朝，一直存在着“家大业大”观念。中国自古是一个注重家族、甚至拓家为国、把家和国混为一谈的传统国度（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王族（皇族）也是以“家”来看待他们的“天下”的（“一姓家天下”）；而“业大”则意味着领土、领地的拓展和独大（家族人口增长几可忽略不计，而土地资源大幅增长。古代农耕社会资源匮乏，土地是唯一最大资源）。这种观念传承至清朝初期，清初皇帝便把无论哪代皇子皇孙失去领地、死后不得进“太庙”的强硬要求写进了“祖训”。那个倒霉又可怜、生不逢时的道光皇帝便是因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割地”（清政府这个强人认为：强人“租”地是假，占为己有才是真）而写下遗诏不进太庙的（儿子咸丰皇帝未遵训）。

保全领地成为了家国王朝的重中之重。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种观念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中国自古就有“不以一城一地得失论成败”的民谚古训。无论古代的冷兵器战争，还是近代以来的热兵器战争，夺取一座城池而失去了居住在那里的百姓民众，这座城池终久会得而复失（封建王朝循环史的政权得失同例，即“失民心者失天下”）。上个世纪中国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影视话语“人在阵地在”，便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人对土地的重要性。同样广为人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的“刘玄德携民渡江”说明：只要人在，家园便在。从某种意义说，中国之所以从中原而至中国、京师四夷而至中华，便是历史上的无数王朝战乱而使得历代中国先辈们不断南逃、南迁，以至于在“南洋”即南海都留下了中国先人的足迹——现今中国地图“鸡头”上没有海域，而“鸡肚”下海域辽阔，便是皇权盛于北方而历史中国人民不断向“南洋”流徙的成果。人口不断迁徙、文化不断融合、无数王朝在同一块土地上此消彼长，形成了20世纪初才出现的一个国名中国（此前叫大清国、大明国、元帝国等，基本上以封地、发源地为国名。基于此，著名学者周有光老先生说过：当今“国学”之说不具科学性——古往历史皇朝中国主要以族群观甚或狭义民族观作为每一朝代的学术主线，没有“国家”概念）。因此，国家这个概念，并不仅指领土、领地，更是指世代休养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人民在，家园便在，国家便在。

古代帝王家族（宗法）统治者漠视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而只视“朕即国家”、“朕即天下”，把领地、领土范围看得更甚于人民生命。它投射进国家概念中的，不是人民，而是帝王的“家大业大”（像动物一样在那里“撒泡尿”而不去建设，忙于传承的特色性权力“宫斗”；清朝封禁东北地区，便是这种观念使然）。这种观念传承至清末，“保全领土完整”（而不顾人民利益）确实很诱人。显然，清政府看问题的角度偏差了。通俗地说，没有人的家叫屋，有了人的屋才叫家；没有人民劳作、人民无法谋取利权的土地叫领地领土，有了人民劳作并可获取利权的土地才叫家园国家。这也难怪，清末史料反映，当时不少西方学者对清政府不顾国家人民利益的那种古旧思维模式难于理解。

封建王朝历史千百年以来，君王窃国为己有，宣称“朕即国家”，自称“民之主”，窃国家为私器，把君王政府和国家混为一谈；“皇粮国税”一词更混淆了皇家政府和国家两者的概念，只把百姓民众从国家概念中抽离出去，因此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爱国思想，仅有家族式的“忠君”观念（把人简单视为无思维的猫狗动物。“畜生都不如”这句对人的常用咒诅口语，便是这种思维的结果。确实，在“忠诚”度上，有思维能力的人类永远不可能超越被饲养的猫狗等家畜；而晚清维新变法运动则奠定了其后中国真正的忠于国家人民即爱国观念）。在那个时代，国家只指帝王政府集团而不指人民。比如皇朝没落时的古人会说“国运尽矣”，显然它仅指皇权政府尽矣，而非人民尽矣。维新志士、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在《仁学》中严词批评说：“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国家概念撇开了人民，只留君王政府，便不成其为国家。人民无权利，则国家无权利。谭嗣同的同仁梁启超说：“个人无权，举国无权”，正是其必然的内涵所在。强调国家指全体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而不能把国家与政府混为一谈，在今日中国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现今的“国家规定”应称“政府规定”。这样，才可避免说出“国家规定算个屁”的话——2015年5月山西一官员之语）。梁启超在政闻社成立的“宣言书”中说：“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后半句“国家”一词，显然既指土地等客观环境，更指生活其中的人们。梁氏遣词如此精准，不愧为中国的一代思想启蒙家。他在《政治与人民》中说：“国之者，积民而成，法制也者，借人民合成意力而建。故一国之政治，苟非得国民之认可，决不能施行”。国家一词必须包括历代生活于此的全体人民的概念，是自古至今中外人类在生活实践中的社会常识，思想家梁启超不过是用更精正的话语把她表达了出来。爱国是于人人为责任者，历史是于人人为参与者，缺失了这两点，其结果必然是假爱国和伪历史（前两者都是崇仰“事”而非崇仰“人”，而旧式“忠君爱国”只对人不对事）。

人类原始部落群居以抵抗险恶自然环境之时，即“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无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谭嗣同语——史学者雷颐称：谭嗣同此说“与英国近代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理论颇有相似之处”）。这不是什么西学，同样不是古代掌控文化舆论者（认知局限）自弹自唱、高深莫测（“神授”）的玄乎君学，而是人类包括自古中国民间社会一直在自觉实践的常识和通则。真正的学说，是等待触破的窗户纸，而不是高高在上、破了又立、立了又破的玄虚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