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是一个比较词语。说A激进，必然有B的“缓进”作为旁衬。就晚清史而言，这一比较法曾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以致于很多后人认同了这种史评。但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辞。

很多晚清史研究者也洞察到了这种似是而非，但他们大都只是从“激进”产生之初的萌芽状态去为“激进”辩护。比如，有史评认为孙中山革命党的清末革命激进，于是，有研究者辩称：早期的孙中山曾上书清政府，期望和平改革，他们并不激进。有史评称康、梁等人的“百日维新”激进以致失败。康梁激进，似乎已成为无数人著文中的定论。但有研究者同样不以为然。他们指出：康有为早期上奏给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改革措施并不激进，他曾建议实施“官、差”行政制度，即保存旧官提拔新吏，并没有打破旧有官僚机构。只是他“聪明”地架空旧有权力者的改革措施，被同样非常“聪明”的旧官僚一眼看破：没权哪来利啊！

这两种史评，从清末直到当代，无数史学者一直在各说各话地书写着、论证着。但笔者以为，这两种史评正循着相同的思维模式，犯了相同的错误，因此没能找到终结这种争论的钥匙。并且，激进和缓进之说，陷入了史学界常常会出现的一个史述公式：史料选择性的歧途。说“激进”，便可引用无数史料证明之；说“不激进”，同样可选择无数史料证明之。选择有利而撇开不利史料的史述，已成为一种“历史”的惯性思维，以致于现在的无数史学者和普通史学知识受众，都难于改变这种已经习惯了的思维模式。但这只能是各说各话，成为“立场”性的史论，即“瞎子摸象”，为各自手感中的“象”争执不已。

笔者想脱离出这两种相同的思维模式，从更大一些的跨度去看待这种“激进”说。

先从维新变法“激进”说起。康、梁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奏折是否激进，还得追溯到三十年前的60年代末。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获取中国利益已成定局，美国公使蒲安臣向清政府提出了他的著名“合作政策”（注：蒲安臣深得清廷信任，在美国驻华公使任上退下后，被清廷聘为大清外交使臣，并病逝于任上。蒲安臣以大清政府首任外交官的身份记录在清朝史册上）。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分别向清政府提交了《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两篇小册子强烈主张清廷洋务改革力度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批评合作方清政府“缓不济急”。两人预言：如不加快改革，将来“内或受危，外亦不免其害，……中华所有诸病，亦为我国嗣后受害之渐”，“盖中华果至终衰之时，诸国各有要紧，则必受险，难免于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三十年前“合作”者就力促清政府加快改革速度，经历中法战争失败、甲午战争惨败、面临“瓜分”的90年代末，维新变法还能算“激进”吗？显然，激进之说是一个伪命题，其掩盖下的，正是改革的领导权问题。之前的英国力促清政府改革，企望掌控清廷改革方向的领导权；其后的清政府指责百日维新激进“乱政”，同样为了掌控和扼制“变法”。两者都期望“改革”成为自己的囊中物。

再者，孙中山革命党的革命激进吗？历史现场批评革命转而嘲笑清政府的梁启超如是说：清政府是“制造革命的大工场”。也就是说，革命党的激进，同样是由于清政府的激烈捕杀、镇压手段逼迫出来的，两者才是互为因果。清政府连帮助它改革、挽救它衰败的维新改革派、官僚立宪派都要镇压，还有什么不能经由它的那双铁掌制造出来的呢？清末政府的激烈，一手缔造了激进，两者在一个共同体内。正如著名近代史学者雷颐一语道破的天机：“清末恰是执政者（激烈）的拒不改革，才为（激进）革命打开大门”。这是一百年来进步中国的共识，谁也不能混淆视听、企图为之翻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才是晚清真实的历史命题，而非陷入选择史料性错误陷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激进”和“缓进”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