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定会变迁和发展的，无论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史），还是历史中的国家和民族（有分化更有融合）。我们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你、他）已变得令自己都不认识了。这便是变化的力量（强调“传统”则期望不变）。我们常在晚清史述著作的编辑序言中看到这样意思相同但措辞稍异的文字说明：在对国名的表述上，本书大量使用了“大清国”、“清国”、“大清帝国”等词样，是有意识地将近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在时间上作清楚的划分，以帮助读者在阅读时保持相对超脱的心境，以利较为理性和冷静的思考。

对于人类历史，无论是一段胜利史或者失败史，都只能代表曾经的过去。这是很简单的社会常识。胜利史和失败史都是暂时的（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也是如此）。只要承认人类社会和世界万物永远是运动变化的（现代物理学常识），那么对于曾经的过去，都会保持相对超脱的心境。

但偏有很多人并不如此。他们用“我”或“我方”来表述历史现场事件的进展。这样的称谓用于“历史”，其实就是一种“假设”命题，而这种假设命题，常常被一些演绎小说作者或电影导演所采用。也就是说，当后代史学者用第一人称去叙述“历史”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自觉地泄漏了非真正历史学者的他的丑陋一面。人的认知事物方法论同样告诉我们，对于同一件事物，只要认知角度不同，推论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会不同。而第一人称的历史叙述，正是从狭隘单一角度去认知、割裂历史事件的。如若这样，这种“历史”只能是单方宣传片，或者就是把历史当作被打扮的小女孩——整整一百年前的先人胡适先生的断论又会重演（注：一段只有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没有全体普通民众百姓参与的历史，就会使后人缺失历史认同感，因为，“我”和“我的先人”都不是历史里的那个“小女孩”。无数中国先人向塑造的英雄豪杰即“邻居家的孩子”学习，加剧了王朝循环恶果——历史上擅长“高大全”塑造术、善于站在道德高度树立“光辉榜样”说教的儒学者贻害了中国，即“好心做了坏事”）。

用“我们”去叙述一段胜利历史，几乎等同于拉大旗扯虎皮；用“我们”去叙述一段失败历史，则是另有所图了——清末义和团式。两者都会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自欺欺人。

作为任何一个普通人，我们观察的目光中都会有这么一根标杆。无论是业已被揭示的晚清史、民国史（包括中国的国共抗日史），还是那段向往民主事业的解放史，都已证明了这点。这是现代人应该具有的文明的史学意识——既可以宽容中国历史上的胜利者，也可以宽容中国历史上的失败者。真正的人类历史就是这么做的。昨天还你死我活，今天就握手称友。它不是背叛，——用道德去评判历史会很滑稽，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替罪羊的受害者永远是那些追随站队者，故不得不说：“莫谈政治”成为了一种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