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观念都是一种行为学。古今中外社会种种矛盾所导致的，与其说是行为冲突，不如说是观念冲突。人们在评论中常常纠缠的行为上谁是谁非、谁对谁错，都只是抓住了问题的枝末，有时甚至是文不对题、离题万里。

中国旧观念中有一个“替罪羊”观念，因此，替罪羊的行为便充斥于旧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举一个易于理解的例子。一百年前上溯中国封建皇朝皇太子读书，据说在六岁便开始了。皇子读书，需要在皇室宗亲中找一个或数个亲贵子弟伴读，这样可以造成一种大家一起读书的氛围。但六岁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一旦皇子不静心读书，根据宗法制度规定，惩罚的对象便是那几个亲贵子弟，他们就是替罪羊。可以说，这种替罪羊制度对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能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是很值得怀疑的，但从小就灌输给皇子“圣人”唯我独尊、不可侵犯的观念，却是一定的。无论后人再怎么评论这几个孩子读书的是是非非，都只能是文不对题。在某种程度上，替罪羊的社会现象，就是封建社会宗法私权缔结出来的一种杀“鸡”刺激“猴”的激励机制——造成了无数冤魂。显然，它只造就了一种畸形的观念。封建社会撩拨臣僚及百姓人民窝里斗的替罪羊畸态，千百年来，历经各朝帝王家族打造而产生蝴蝶效应，变成了传统旧中国所认同的常态，是极其可怕的，它是糜烂中国社会的一颗毒瘤。清末一手制造“庚子之变”遭致八国联军入侵、但最终以替罪羊指认清廷数个朝臣为战争祸首的慈禧太后，在和谈并签订《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口中，竟然成为了稳定清末中国的唯一筹码（一贯高谈“是非”的那种文化观念，何来是非）！

清末上溯封建一姓皇朝历来就有正统观和权力观的两种观念。这两种观念，千百年来一直成为某个一姓皇朝能够维系它存在一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两者互为统一；但两者也有可能发生冲突。中国人都知道有一种瓷器叫景泰蓝，而“景泰”正是明朝代宗的年号（1450——1457）。这个代宗，可真是“代”的，他的兄长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劫掠去了。朝中不能无“主”。为打消朝堂“每个人都想做皇帝”的欲念，官员们便把“代”宗请了出来，年号“景泰”。在“正”宗缺席的情况下，代宗可谓辛勤操劳国政，致使景泰成为了当时朝代繁荣的历史表征。但是，中国文化中能上不能下的权力因子在明朝已经蔚然壮大。代宗一代，他就难于不代了，即使在英宗被从瓦剌人那里抢回来以后。可以说，正统观和权力观在朝堂官员中发生了你死我活的行为冲突。最终，当朝权力观没能战胜当朝正统观，英宗复辟登基，而三十岁的代宗在一个月后就莫名其妙地死了（能上不能下而不惜以命换权）。英宗憎恶其弟，谥其号为“戾”。

明朝正统观战胜了权力观，但在清朝末年，却是权力观战胜了正统观。清末史学常识告诉我们，慈禧太后代表了清末政府数十年的权力（慈禧为权力独裁者，是当时中外上层社会所有人的共识），而光绪皇帝则代表了传承至此的爱新觉罗氏皇朝正统。载入史册的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戊戌年“政变”，便是站在朝代“正统”（纲常伦理）立场上来定义那场权力争夺行为的。但是，很有点自发性、循不了皇家之规、蹈不了皇家之矩意味的中国民间观念，一直有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不知何从的倾向。最近，社科院史学者马勇写了一本厚厚的书，称当时代表中国进步、首次启蒙中国人国家及爱国意识的维新派试图发动一场向慈禧太后夺权的未遂“政变”（无庸置疑，维新变法是清末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它决定了后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在权力和正统两种观念之下，如何定义政变一词，至今仍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必须指出，在清朝末一年，摄政王载沣在上谕中承认：慈禧废帝训政为“政变”）。

注：遗憾地说，数千年唯一性、排他性的权力正统观滋生了传统国人立场分明、是非分明的这种自我觉悟为错误但已难于改变的思维、行为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