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中外史学者断论，传统中国既是一个无宗教国家，又是一个多宗教国家。那么，如何来厘清这个无与有之间的关系？这是先人留给中国后人的一道历史难题，我们后人该如何去解题呢？

人类世界各部族国家都会有教义，只是要看如何去命名这个教义和如何去解释自然与社会。中国历史的教义发展有其独特的经历。先有王朝建立，即先有成例，然后才有教义产生，而不像世界大多数民族国家那样，先有教义（如传入的佛教，及所谓基督创世），然后鼓动人们去循守这个教义。周朝末期诸子百家中的儒学（这里可称儒教），便是取得成功的一例。孔子时代离周朝创立时期（公元前11世纪中期）早已过去了五六百年时间，其时的人们其实对周创时期已经不甚了了（周代诸侯国原始文字及方言五花八门，至始皇帝才“书同文”）。但那些儒者以想象取代真实，把周兴时期的王朝描写得尽善尽美、天花乱坠。正如同期的儒者孟子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一套被后来的“重义理、薄史实”的宋儒继承了（虚无历史）。确实，一个不在现世、只具神话传说的时代，是可以被任何稍具学识的人们尽兴想象的（因此孔子也得到同时代诸子的批评）。孔子谓其“周礼”，竭倡现世人们（诸侯贵族）“克己复礼”。孔孟塑造了五六百年前的前世，为中国历史擅长于向后看埋下了一颗文化种子，历史向后看成为了一种文化基因。

汉朝武帝时代重拾儒学（独尊儒术，自后道学逐渐避入深山道观），正是在汉朝立国半个世纪之后，它向后看的基因首次茁壮成长——孔子推周初的周公为“圣人”，至此则推三百年前的孔子为“圣人”。这种历史演绎倒有点像古旧“封王”，先拒后就、半推半就了（连孔老先生生前都可能没有想到）。此时，汉皇朝统治框架已经牢固确立，儒学只能发展出为现世政权服务、信“苍生”而不信“鬼神”的教义，它失去了宗教迷信的功能，主旨只在经世致用、“解民于倒悬”（歌颂及塑造古往今来高大全的清官）了。中国古语云：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支撑传统文化的文、武两艺，如再另辟蹊径，不进帝王家，便足可以被皇朝统治者断喝为“邪教”了。

这是流传千年的儒学经世教义（因此它能在原始式“信鬼神”的周边民族中胜出）。但就在高高在上的历朝帝王家的象牙塔里，却并不是这样的。它的皇权神授，它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妻为夫纲，它把人类分为三六九等的“礼制”礼仪，以及空降式设立的“天命”在上权威，难道不就是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教义？宗教所特有的“天命”、“生来命定”观，俗称“口含金钥匙而生”，正是在皇朝礼制等级中一一体现了出来（天命“拼爹”）。也就是说，在经世致用、远离宗教迷信（受此影响，至今仍有国人在不自觉的口语表述中斥宗教与迷信为同类）、吆喝着“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学之上的皇族象牙塔里，帝王们正另搞一套，大跳神汉舞蹈呢！——神化帝王权力者而贬化民众，在同一社会形态中终久相生相养，一起愚顽，形成晚清民智官智未开，成就了中国近代史的落后。帝王迷信乃是中国历史的一种文化传统：有求仙丹“真的还想活五百年”的，有信异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更有说“吃了圣果”龙种转世的。这种记载从来不绝于同一认知水平的正史野史。

这种神化的权力迷信和经世的学识的分离，被古旧历朝士林社会称为“术”和“学”，并用八个字“不学有术”（帝王）、“有学无术” （不会做官的士林书生）洞察殆尽了。  

可谓上行下效。帝王象牙塔就是舞台，其下聚精会神观看的，正是历朝历代的芸芸众生，——据史载，宋朝之后，中国百姓就有了迷恋刻划帝王将相、各路英雄豪杰、贪官清官的舞台戏曲的传统——感动到落泪！于是，专攻现世的儒学便成为了一种说教，它无法在行为上得以模仿；而帝王象牙塔舞台上的那套神汉舞蹈，却被历代改朝换代的先人们尽相效仿（人类规律：身教重于言教）。你可以扮演神，那么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摩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帝、灶神门神、龙王阎罗、送子观音、财神菩萨、星相阴阳、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孙悟空猪八戒（晚清义和团运动是典型的各路“鬼神”升天时期），只要可以为我所用，都可以拿来做为众生顶礼膜拜的神。千年传统中国的多神和无神，正源自于此。 

2015年12月8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