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末新政改革，历史长期以来，包括在清末历史现场，无数政客、官僚、当事人、旁观者、文化人、史学者都提出了纷繁杂陈的观点，其中最典型也是最极端、影响至深的观点便是清末改革的“真假之争”。人们常说：历史就像万花筒，这是从长远的角度去给出这一说法的；就近期来说，它正和“社会就像万花筒”的说法相匹配。前后两者息息相关。后人如何在这种纷繁杂陈中拨开迷雾，去还原清末改革的大历史现场呢？

当时在华西方记者自始至终密切关注着决定清皇朝命运的这场改革。因为，清末改革成功与否，与列强在华利益（现在或可以说是国际关系）有着必然的联系。他们纷纷发表评论。清末《泰晤士报》记录了清末改革最明晰的真相。

在1909年6月4日的《泰晤士报》刊登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对清末官僚改革的评论：“在所有提供改革的法令中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改革都不会减少官员阶层有利可图的机会”。在同年11月23日的文章中则说：“本报记者毫不犹豫地指出，90%的满族和75%的汉族文人们，从未有过一点点支持真正改变制度的想法，（因为）在这个制度中，他们既有利可图，又过得舒适愉悦”（皇帝为最大官，因此发最大财；平民则可以“升官发财”。两者享受同一的体制优越性）。但是，二十世纪初的清末历史现场，“改革”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的方针”，几乎每一个官僚阶级都会时髦地口不离改革两字，所以，“他们承认，在外国人的耳朵上，‘改革’有一副称心如意的耳环，对培养他们的好感很有用处，他们认为，做出一些让步（事实上什么也没让），能够让家里息事宁人，一切重归风平浪静。”（笔者注：“家里”指国内）

正因为清末改革成为了装饰性“耳环”，而旧官僚阶层内心“从未有过一点点支持真正改革制度的想法”，因此，“强烈的反对意识似乎是自发性地在许多不同地区里突然兴起，在某些方面，情形尤其糟糕。它显示出了中央政府所感受到的漠然和蔑视是多么普遍，也同样清楚地展现出，组成这些谘议局（笔者注：指反对者）的各阶层在态度上是如何粗暴、在经验上又是何等匮乏”。清国“从漫长的政治昏睡中被粗暴地惊醒过来，结果连消化吸收的时间都没有，因此，最具冲突性的倾向应该会显得相当明显”。“自各省谘议局传来的对于中央政府的反抗声浪，可能如本报记者所认为的那样，正是风暴来临时的第一串音符。记者说，他们或许是一种不如第一次俄国杜马那般清晰的力量，但是却并不失其强大可畏。如果这种力量一旦在清国的土地上爆发开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便证明了它可能会有多么可怖。”

这篇刊文用“不堪设想”来表达了对这场“耳环”性改革所会导致的后果的预测。如果后人用历史话语即不以历史现场的是非对错观去观察紧接其后的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军阀混战和内战，那么，这五十年战乱正印证了这位记者的“一旦”预测。有史学者很睿智地指出：未来的结果往往就存在于当下社会的一切因素之中。它既存在于“做出一些让步（事实上什么也没让）”中，也存在于反对声浪“在态度上是如何粗暴、在经验上又是何等匮乏”中。从事物起决定作用的内因上说，清末历史现场的两者合力，共同铸就了二十世纪上半季持续的战乱（历史教训是在民主磋商中实现政治成熟和共赢）。这是亦步亦趋、演绎式的历史逻辑。换句话说，二十世纪上半季的战乱史实，反证了清末历史现场的那场“耳环”式改革、官僚改革只求官本位“有利可图”史实的真实存在。清末改革见证者严复曾坦言：这种改革“不具备什么进步的意义”。这是谁也无法推倒的一段清末“改革”的真实历史。

清末政府的官僚改革家们躲在所谓的传统“鸟巢”里，鸣啾着春天，却不愿意真正走出去接触、享受春天带来的明媚自然环境。

注：“俄国杜马”是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败后，爆发了国内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缓和政权危机，宣布召集“国家杜马”，即议会。专制帝俄同样是一场无法成功的“耳环”式改革。

                                                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