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由于是一种象形文字，所以在很多文字上，我们还可以找到它本来的涵义。例如一个“伪”字，它的本意是指“人为”的事情。但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人为”逐渐演变成为了人们概念中“伪”的东西。何以至此？

伪即弄虚作假，人为的事情如何变成了弄虚作假的事情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有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社会总结，他说：几千年中国封建王朝没有发展出一种“数字化管理”模式。所做事情没有了数字和指标作为参照和凭据，事情就只成为了模糊的、甚至弄虚作假的一个大致轮廓。同样有研究历史的学者指出（中国古人也这么总结过）：中国有一种“不求甚解、大致如此”的文化思维特点（追求崇高而缺失基层性求证）。这种判断，和黄仁宇先生的判断异曲同工。

既然是一种文化特点，那么一定会有它的历史成因。这个成因，也许和历史长期以来的农业中国农耕生产方式有关（即农民意识——西方科学家经过实验证明：农业劳作方式对人类思维影响巨大）。农业生产不需要精确的数字，播撒种子就是这样，田头一个个土坑里，随手撒下几颗。而农业生产方式的漫长历史演练，已经深刻影响到了传统中国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种潜意识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格。比如烹饪，我们耳熟能详地记得这种说法：食盐少许，味精少许。它没有一个有数据的可供参照的标准。每一个烧菜师傅烧出的菜，味道各不相同。这种各不相同，逐渐演变成为“伪”的漏洞。

晚清的洋务运动，也可称中国近代化运动。从宏观上说，洋务运动对晚清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提升，有着巨大的帮助作用。这种宏观上，也可以理解为大致上。但是，宏观一定需要得到微观的求证。晚清之所以会不断出现守旧官宦反对洋务运动的现象，就在于这些官宦在洋务的微观上看到了大量的资金“靡费”。没有数字化作为依托和参照，洋务建设只成为了巨额浪费，贪官污吏凭借洋务建设而谋一己私利，即以权谋私；或者就是缺乏损益求证的官僚命令式引进（后期典型如张之洞）。导致浪费的原因是：洋务政令下达以后没有严密数据评估和论证的反馈。其实，那些看到微观社会现象的守旧官宦是不幸言中的，晚清甲午一战，清廷洋务大厦轰然倒塌。这种靡费，可以在一生经营洋务的权臣李鸿章那里得到印证。他说：我把一张张浆糊纸糊在朝廷这个大厦上，外表看上去很光鲜，里面却不可收拾。这就是李鸿章著名的裱糊匠论。原本视洋务为“奇技淫巧”即仇视洋务、后来前赴后继搞洋务的一代又一代晚清洋务官员，为清廷这座大厦裱糊着一张又一张浆糊纸，既可以说有功劳，也可以说有苦劳、疲劳，但与这幢大厦建设没有相匹配的数据。有历史学者这样评论中国封建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创造一个宽广的虚幻结构是整个统治阶级极其擅长的事情”。这种创造或建设便有了漏洞，便有了浪费和弄虚作假、伪的必然因素；人后真为，人前弄虚作假（说真话者吃亏，而真话是产生科学的必要前提），有时，这种弄虚作假可以达到自欺欺人而又浑然不觉的炉火纯青境界。

中国的统计学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成长于固有社会土壤里的、至今遍及社会各个行业、领域的一门公共学科，而统计数字的上下偏差之大，是凡中国人人尽皆知、一笑了之的事实。比如当今GDP统计数字，有亲历者说：某机构准备了几套GDP数据，以适时向上递交。这几乎可以代表中国农耕历史、农民意识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求甚解、大致如此的国民性格。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缺失产生科学的社会土壤。质疑和批评是产生科学的基本点，而科学又是以数字化管理为前提的。这同样是一句黄仁宇式的总结。

缺乏内质求证，也是长期以来中国（老师向学生、父母向子女灌输）“大道理”不错但现实行不通、难于被接受的社会普遍现象的根源所在。中国要真正强大，必须是内质数字化强大，而不是外在形象工程的“大致如此”。漫长农耕历史演练形成的思维意识，同样需要漫长反复的演练（文化启蒙）才能得到纠正。中国后人为“人为”演变成了“伪”而感到羞耻。

 2015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