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清政权的垮台原因，晚清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人们最早的结论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推翻了清朝。这是传统的政治史学观点：两大阶级即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对抗造成一方失去政权。但是，越来越多的史学观点呈现了出来。清政府腐败使得这个政权自我崩溃；权臣袁世凯推翻了清政府；台湾学者蓝弋丰写了一本书：《橡皮推翻了清朝》；笔者写过一篇文章认为：铁路建设推翻了清朝。而另外有很多观点认为：亦官亦商盛宣怀推翻了清朝；太监小德张推翻了清朝（清末民初满族学者金梁）；慈禧太后推翻了清朝；末代摄政王载沣推翻了清朝；大贪官庆亲王推翻了清朝（溥仪回忆），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史学观的纷纷呈现，使得晚清社会结构性失败的这个史实，越来越清晰了。

对于一个政权的这种结构性失败，其实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早已指出过，他称之为人类某一部族（共同合力作用即内因）的“悲壮美”。“悲壮美”以清末民初舆论判定的语境词语“民智未开”表现出来。“未开”非指个体智力，而是指社会智力，个体智力再高，也会受社会智力遏制——每个人都很聪明地趋利避害，而这些聪明的总和造就了悲壮。可惜，习惯于“对抗”史学观思维的后辈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都没有给予这一观点足够重视（中国真正的历史学家无法成为主流，大多是政史学家），只把这种“悲壮美”归类于“学术”，即所谓“美学”之一——各种学术理论不能为现实社会服务，却被称为“学术研究”，是中国传统社会特色，也是“学术”的生存之道（没有文化理论创新，就难于有物质创新）。

晚清政权的第一次自我崩溃发生于“戊戌政变”。“囚禁皇帝”的戊戌政变，推翻了浸淫于晚清中国人上千年观念中的君臣父子中国式“普世”观，在对此早有了质疑的维新人士的信念上，再一次产生了动摇和剥离作用——伤疤上又撒了一把盐，如戊戌政变中被清廷砍头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就已经在他的著作中试图推翻君权独尊观。清廷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戊戌政变，也使得此前中国人在甲午战败后空前凝聚起来的“求强”观遭到了沉重打击。晚清中国堡垒先行从内部彻底攻破了。这种自我攻破的明显标志是：先前的洋务官员纷纷被调离重要岗位，如李鸿章从疆臣之首直隶总督调任两广总督，而排外派进入重要机构，如载漪入任总理衙门首辅；秘密会党、社团、刊物遍地开花，国内无法生存的，搬到了外国租界和周边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已经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政府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当时的反清宣传品《扬州屠城记》等，不在于它是否是史实（没必要空争论），但一定是对这个政权合法性产生质疑的现实性产物。

在戊戌政变才两年、清政府（必然连带中国人）再度遭到八国联军打击以后，晚清主流社会仍在习惯性、惰性地“忠君爱国”（尽管“君”已成傀儡），试图帮助清政府：东南疆臣一致抗外性质的《东南互保》；保皇派和革命派关于建立“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国体的持续论战；实施官制、刑法改革，以消弭革命；清政权内部权贵掀起了汹汹的立宪、宪政思潮，以及清末著名的立宪士绅民众（本身大都为大官僚出身）的多次进京请愿活动。这些行动反映了，他们无不是在国内外新环境中试图拨正清廷这头戆驴的头，他们企望避免“革命”。但千年传承了单一独尊政治文化体系的清廷，仍只用“对抗”去抗拒这种帮助。清末改革、立宪思潮都遭到了沉重打击。当时既具有保皇、又具有立宪（同时混杂了革命）思想的著名政论学者梁启超留下了这么一句话：清廷是制造革命的大工厂。这种制造，便具有自食其果的意味。清廷以组成唯我独尊“皇族内阁”，来实现了它这头戆驴传统的昂首阔步。晚清史学研究的定论是：清廷把一姓皇族小圈子外围的社会各阶层全部推向了革故鼎新、革命的阵营。清政府从过去两百多年的“天下”政府大圈子，缩小成为了皇族权力小圈子，处于油尽灯枯、病入膏肓的状况（把人民撇开在权力之外的“体制内”思想，当今中国仍有死灰复燃）。这是这种政权固有的根性悲剧。

晚清历史非常清晰地明示了清政权的自我崩溃：武昌起义在并不刻意的追求中取得了意外成功——革命党刻意在两广地区发动革命。这是这个政权“崩溃”无处不在、无时不可能的明示。武昌起义前后试图暴动者都是与权贵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清军体系高层将官；各地方政府在数天、数月之内纷纷宣布独立，背离了满清中央政府。“各地起义过程大都顺利，没有进行过激烈的战斗。清政府的官吏大都没有反抗。或逃，或降，或自杀，或被击毙。这些情况，既反映革命形势的高度成熟，也反映出清廷地方官吏的腐败与无能”（晚清史著名研究学者杨天石语）。晚清政权在多年累积的“自作孽”中“不可活”了。

“以史为鉴”是自古中国史者的常用语，但显然，封建皇朝时代的以史为鉴，与现代世界的以史为鉴，具有着不同的内涵。阶级统治、阶级对抗、阶级斗争、阶级消灭（把权力之外所有人视为“假想敌人”，包括外民族），是落后封建皇朝的社会史学观；而热爱国家、热爱世代生养休息、生我养我的一方水土，是千年不变的人类共性。

2015年7月30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