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人有一种自大心理，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否则，前辈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先生也不会写出阿Q这么一个源于生活的艺术经典人物。固然，阿Q现实地位非常低下，本不该有自大心理。这种不应该，带出了另一个问题：阿Q到底是心理学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是社会学需要研究的问题。人的思维有一种指向定势性，在外界影响下，人会朝一个方向去思考。这也是思维的一种合理性。这里不去研究阿Q的心理问题（自卑往往表现为自傲），而仍以传统社会学观点去研究阿Q心理。

传统中国人自大，一定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至少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以“文化”确立社会制度的历史非常悠久，不但在有史可稽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更远至文化传说的尧舜禹“三代禅让”时期（无原始文字记载也无考古印证）。虽然中国封建一姓皇朝有着循环推翻的不堪一面，但从另一面来说，皇朝虽不断更迭，但道统未变。这是否正说明了这种王者道统的坚韧完美性和合理性？这就是人的思维的双向性和事物的一币两面性。

其次，虽然历史中国皇朝的统治区域面积有一个不断的大小变化过程，但由此形成的文化中国的面积，却幅员辽阔，是一个农耕富庶区域，适宜农作物生长（只要内部没有战乱、抢掠，和上天帮忙，人们便大体可以维持温饱）。正因为如此，历史上长城以外的北方游牧民族几乎从不间断地南侵抢掠（规模大小不等）。一个不宜居的地方，值得去抢掠以致形成这样的一种历史格局吗？因此，这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叶落归根的国土，也是值得自傲的！

其三，中国一姓皇朝历史长期以来，“宗主上国”不但是一个实力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在传统中国这块辽阔区域里，宗主上国的名号虽因不断抢掠而几经易主，但总体仍以道统胜而“中国”胜。上国百姓，虽不会因那种抢夺而带来任何利权（反而遭罪），但这份荣耀感还是存在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上国的百姓！在这点上，与阿Q的心理相同：虽然地位低下，但与赵家沾亲带故。

这是从历史上的文化、地域、人三个方面遗存下来的自大合理性。

封建清皇朝没落之际，由于视野更为开阔，使得清末中国人其实已经看到了以上三种传统“自大”的不合理性（学会了多方位反向思维）。但是，要去除悠久历史已经形成的高大上痼疾心理，是很难的。晚清史实进程是：从清末有选择性地学习西方（洋务运动），到清末民初欲建立一种超越西方的“最优越”制度，上千年形成的“上国”文化心理有否仍在发生着功效？固然不能否认，清末民初王朝破立之际，确实会培养出一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气概——战争会培养英雄主义也有其合理性，这也许是任何身临其境的人们都难于避免的。后人不必要去指责那个时代的先人们——对照他们赴汤蹈火、不惜生命的理想主义行为，后人不感到羞愧？！

但是，假如古旧“上国”文化和道统观根本只是井口一方天呢？假如地域局限性的道统文化根本只有利于“朕”而不利于现代世界指向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呢？即，清末民初人们向往的强盛和最优越，根本对接不了古旧井底淤泥。现代人知道，只有平等、公正、和谐、互相尊重的，而非刻意强制人的，这个民族和国家才会是强盛的。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民国初年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现象，只是一个人类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不能完全被指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现象。但如果放纵这种心理，一定是不健康的。

2015年7月20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