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很多近代史述著作中知道，晚清建造第一条唐胥铁路，遭到了士大夫守旧派“破坏风水”、“惊动祖坟”等说辞的强烈反对。史述著作者以此说明，那个时代的人们既迷信又愚昧。

但是，具体分析一下这条首创铁路的地理方位，我们了解到，唐胥铁路距遵化马兰峪“清东陵”仅一百公里，“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损伤”，更何况，“中间有很多‘旗地’，八旗大爷们拥有的土地。旗地就是禁脔，即使如李鸿章这般的牛人，也不敢擅自逾越这条红线”（引自雪珥《天子脚下》）。

也就是说，皇族亲贵借惊动“皇陵”这种风水迷信之说只是表象，而损害了他们“禁脔”利益，才是这种说辞背后不便明说的真正话语。

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历史上封建时代“主流文化”儒学（也有称“儒教”），其实它不是迷信式的一种宗教，而是把民俗中的迷信观念及活动都视为“邪教”的；一旦迷信（包括风水思想）构成针对统治利益的威胁，它便会无情地伸出铁拳给予清理。儒学的精髓在于实用，即近世所谓的“经世致用”。也正因为主流儒学杂糅了不时沉寂的民俗迷信（即利用迷信），才造就了千年传承的传统中国社会“多神”和“无神”观。民间常称之为“信则有不信则无”。两者在历史的兴衰对立统一中，已经客观地融为一体，成为了同等的一个认知体系。从时代性这个角度上看，中原儒学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周边地区的盲从式迷信（“神灵附体”）宗教（邪教）中胜出，并成为了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就在于它的现世实用性。“不信鬼神信苍生”这句近现代著名诗句，其实正深刻揭示了这种传统主流文化的历史特点。但是，儒学不信鬼神，却信权力，即崇拜权力。这是它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皇朝更替）的又一最主要特点。

晚清建造铁路破坏风水、祖坟等说辞，只是存诸于史笔中舆论意义（嘴上一套的所谓“重义轻利”）的表象，近代史学者雪珥称之为“他们并不反对修建铁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拿铁路说事而已”（同上书）。他们真正的认知水平，是在斥责李鸿章等人“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这同样是涉及“我方”（清廷）利权的一种实用观。正因为存在着实质上的利益因素，所以，当晚清铁路建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真正呈现出它的利益性时，无论中外，那些既得利益者就蜂拥而上了，仍与所谓的民俗、迷信（甚至愚昧）特色无关——对自身个体实用性利权的认知，聪明着呢。

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