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著名大学者梁启超写有《李鸿章传》一书，其内容较为平和地评述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为官，又有以梁式感情为“舍我其谁”和“拼命做官”而落得生前死后骂名的李鸿章抱打不平的意味。

梁启超时代即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潮流“主义”、“党派”、“团体组织”及提倡（失落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新式时代。梁启超以他的时代观，去这么评价李鸿章：“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梁启超《自由书.二十世纪之新鬼》）

李鸿章刚离世，中国的时代似乎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两重天，梁启超已看不懂前辈李鸿章了吗？在短短十数年前的李鸿章时代官场上，官员能“自造势力”？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中国数千年厚重而抱残守缺的官场，打造的是“低调”文化，打造的是“功高”不能“震主”文化，打造的是“君子不党”文化，李鸿章“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能不“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

李鸿章尊师曾国藩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无疑是挽救了清政府灭亡的命运。但就是这么一位已获大清“半片天”的勋臣曾帅，也不能不惧怕“官德文化”而自削兵权，丢掉兵权像丢掉手上一只烫山芋一样，向“君父文化”低下了他那颗战场上一直高昂的头颅。这不能不是数千年厚重君父文化的胜利。

满清皇族恭亲王奕以帮助两宫皇嫂发动“辛酉政变”而走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正当这位“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的皇叔设立了“总理衙门”、“同文馆”，着手进行洋务改革之际，“垂帘”幕后的皇嫂却以“语言多冲撞”、“徇私纳贿”等罪名将他轻易地撸下了“一人之下”的高官地位，让他知道，什么是祖宗之法。在国法之外，还有一个“家法”，小集团家法大于国法，这是数千年一姓家天下皇朝官场的铁律。这位据史册记载的从小就具有高傲个性的皇子，终于明白了他必须低调，以及他从此开始的皇家政府“管家”的身份。尊贵如恭亲王也只能屈就“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前些年有一部晚清宫廷戏《一生为奴》，便是对恭亲王“痛且快乐着”命运的最好定义。皇嫂慈禧与恭亲王争权的胜利，与其说是权术、聪明与否的胜利，不如说是数千年厚积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权君父文化的胜利。

在历史某个场景的个体舞台上，没有该称赞的胜利者，也没有该咒诅的失败者，他们只是厚重的中国古旧小农文化拨弄下的幸运儿和倒霉鬼而已——古语“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便具有这个历史寓意。而就在这个舞台上，“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李鸿章书信《复曾相》），古旧中国一直唱着一曲“不敢量其所终极”的循环史悲壮之歌。

“一人之下”众人的低调，催生的只能是那位独尊者的平庸和低能；禁止他人高调者，最终也不可能高调（英明）到哪里去，这是传承文化的一种相养关系。这种关系，数千年来一直在无声地危害着这个传承着小农文化的古老中国。假如聪明、学问大如梁启超没能看懂刚刚逝去的“勋臣耆宿”李鸿章，我有点难于置信，但至少，一百年后的笔者，仍看懂了李鸿章等那些权贵先人们的无奈——李鸿章称之“顾影自危”，一种病态的公众性社会心理。

2015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