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强与弱？以古人的观点，“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清末曾国藩语）。古人这种“得人”观，主要指能够得到一个强悍、聪慧、能指挥打仗的将军。中国古语云：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它突出了主将的作用。但现代观念告诉我们，“得人为强”指的是集体性的“人”为强，即人人都强。中国古语又云：人心齐泰山移。当一支军队、一个国家的信仰、价值观趋于一致的时候，这样的组织团体，是无比坚强、不可侵犯的；而当一个组织团体同床异梦、一盘散沙的时候，无论它的主将、骨干分子多么地强悍，也只能是外强中干、成为最终的弱者。

清末近代史告诉后人，晚清中国是一个落后、一盘散沙的、虚骄的农耕性弱国时代。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一盘散沙的弱国，“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语）。

中国历史自从追求偏朝苟安的“弱宋”以来，形成了无视自身实力（包括民心）强弱而一味“痛诋和局”，主和即卖国的观念（笔者前面文章探讨过：中国汉朝还存在“和亲”的民族平等现象，其后历史的独尊专权观造就了和即降的错误历史观），它几乎成为了抛弃策略、战术、强弱等诸多因素的一个伪命题。晚清落后挨打这段历史，成全了它的承前启后，这一观念依然历史性地在后人中突显着。由于这个畸形发展的陈旧伪命题，那些看到自身弱势的人，就不敢坦然言和。晚清开创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的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还包括那些洋务思想家如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等）之所以成为所谓“历史争议人物”，其主要因素不离于此。

在强弱分明之下，言和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而言战则把一个国家整体的身家性命作为了赌注。显然，言和者未必卖国，言战者却真正害国，这一用清末中国前人鲜血染成的观点，深深烙刻在那段离现在不远的历史中。

那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去判断一个国家的强与弱？这是一个古老话题：这个政权是否得民心。或者用现代的话说：它是否更符合民心民意，更符合民性人类性这一科学命题（符合人性的本质规律）。中国古人早就有云：民为邦本。一个国家离开了人民，它只能是一个弱国。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人力是一切资源之最。先进武器只能暂时地起到作用，而归根结底，是否人人具有求强的同一愿望或说同一信仰（是否人心齐）。晚清中国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突出一者漠视他人的专制时代，这种强制性体制，历史注定它必然是一个弱国。把“强”寄予几个高调（未尝不是口是心非的蒙骗）官吏、将军，这种观念应该退进历史的坟墓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