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延续明朝制度，对边境“朝贡贸易”有着诸多限制。除了限定年度时间外，明皇朝规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治罪”。规定“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这种定罪论，还好理解，但造船租与、卖与出洋人、外国人都要治罪，那就离谱了。

康熙朝在1716年与1717年规定：“禁止商船往来南洋、吕宋、葛喇吧等处贸易”（清政府撤销包括前往台湾的“禁渡令”，仅仅在1870年代被日本觊觎以后））。康熙皇帝南巡苏州，了解到“每年造船出洋贸易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卖在海外，赍银而归”。每年出海一千多条船，五、六成船只卖给海外，这是好事，但康熙皇帝认为“不可不加意防范”。这位皇帝规定：“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处斩”（突显大清皇权之强大）。

到乾隆朝，皇帝上谕“立中外之大防”，并批准两广总督《防范外夷规条》，规定：除了十三行的外国行商在指定地点经营外，不准任何人出租房屋给外国人；不准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有资金借贷关系；不准外国人雇用中国人参与经营活动；不准“外夷雇人传递信息”。

封建皇朝这位权力专家不识贸易规则为何物，把正常的业务资金往来视为了罪行。同期更有甚者，清廷把洋人识中文、中国人识洋文也视为“泄漏事情”、“私通外国”，把定罪上谕通告“天下”。清朝进入19世纪60年代晚期，学习外语的京师同文馆（清末又称“译署”）之所以备受非议，就是因为有了乾隆朝的“祖宗之法”，——倡导设立的恭亲王奕等人，是否“叛祖”呢？

在封建皇朝中国，权力政治与民间行为历来就存在着一种差异，后来沿海地区中国籍外国买办（随社会必然发展）大肆兴起并成为清廷的“红顶商人”，便是佐证。这是私权性质的皇权不识社会自然发展律的反社会性，也是中国历史学者常说的抑制中国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