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观认为，无论是晚清政府推动洋务运动、设立总理衙门同文馆、兴练北洋新军，或者派遣留美学童，都客观上推动了晚清中国的进步。为什么说它是客观上而非主观上（主动被动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是因为，晚清政府是带着封建皇朝中国的陈旧观念去看待这些新事物的。在这样的视角中，这些新事物所呈现出来的，根本就是一种难于得到清廷认同的诡异东西。

有一种近代史论认为，晚清政府派遣公费“留美学童”（1872年开始，每年一批30人，分四批共120人），是一种进步。但笔者以为，它自始至终，以一种怪现象表现了出来。

首先，清廷所招收的出国学童，无一人来自满清贵族子弟。这在“清政府推动”的历史解读中，是很不合情理的。至少说，它为“招收”影响树立了很坏的榜样作用。

史料记载，在所招收的120名学童中，广东籍学童82人，无一人来自京畿和东北“龙兴之地”。显然，这些学童大多来自晚清社会普通民众（地方低级官吏）和沿海商人家庭。在与学童家庭签订的文件中，有这样一项条款：“不管是任何原因的死亡、生病或残疾，政府都不负责任和义务”。这对于“清政府推动”来说，就是一件咄咄怪事。不能不说，这种奇怪的条款，源自于清廷的陈旧观念——“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不保障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封建时代官僚阶级的天然思维痼疾（最终成为古代政府与民众之间“互不保障”，推翻与被推翻的关系——遗憾地说，无论是封建政府、贪官污吏及造反改朝换代，中国封建历史就是这么一路走来，形成思维痼习）。

在学童留美过程中，环境塑造人。学童适应美国民众社会的生活，衣饰、行为习惯（尤其对于孩子来说）有所改变，这是人之常情。但在对“人”蒙昧无知的学童监督吴子登眼里，却视之为“怪胎”，斥为“离经叛道”。政府高官吴子登训话，竟然有学童不遵守祖宗规矩：下跪（臣服）。这不但冒犯了大清中国礼制，更是对上官大不敬。吴子登在给清政府的奏文中说：“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归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在这里，具有根深蒂固三纲五常封建观念的吴子登，把敬个人、下跪与“爱国”混淆在一起，这很怪胎。在这种人的嘴里（思维习惯里），国家与社会全然是“君”（或上官）的代指，与这两个词的本质概念完全是两码事，即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风牛马不相及（说的是国家，想的是君上）。从近代史实上看，后来这些留美学童归国后为中国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完全和吴子登所说正相反，这是有史可稽的。确实，晚清封建官员不识人，只因固有观念中寄生着那么一个封建社会“忠君”怪胎。

从留美学童的结局来看，原定每个学童15年的留美学习计划，在1881年被清廷取消；清政府不顾美国各界舆论极力挽留，很主权地强行把那些留美学童遣送回国。说它“遣送”，一点也不为过。在轮船达到的码头上，没有那些分别多年而前来迎接的亲人和人群，只有几辆马车和持枪的清军守在那里。他们把这些学生拉进了一个废弃的“求知书院”；而这让那些学生联想到的，却是史料记载的那些学生刚刚达到美国码头时前来迎接的各类热情人群和美国报界人士。

历史地说，这种差别，用传统的所谓政治是非对错观去看待（古往中国把权力误读为政治，实际上，人的问题才是政治问题。传统中国人常称“不谈政治”，这是误读的悲哀），并不完全准确；根本上说，是两种社会、两种文明程度的识人、待人、养人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