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历史说明，李鸿章是曾国藩的衣钵传人；而执掌北洋新军的清末袁世凯，则是李鸿章这位北洋大臣、北洋军创始人的衣钵传人。从这点上说，袁世凯只能叫曾国藩一声“祖爷”。这祖孙两人，有没有相同之处呢？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勇）、镇压太平天国初期，因没有“国军”（八旗、绿营）指挥权（包括军费）而借“丁忧”在家生了两年闷气，拒不出来指挥他（“团练大臣”）的“曾家军”。咸丰皇帝发来上谕说：你要军权，你有这个才能吗？先实践，再给权！但这位倔强的书生军爷却回答：先给军权，再实践，没权一事无成，有权就有一切！这是君臣之间讨价还价的一种力的较量。最终，君权决定了力与力之间的较量：不予理睬，让曾国藩满腹的野心跌落进空寂的谷底。

据晚清史料所说，也是据无数后代史述者所说，这两年，是曾国藩在家静思（史笔称因生闷气而找家人的茬）、脱胎换骨的两年（史称所谓开始“立言”）。两年被外界所遗忘，是对曾国藩内心的一种煎熬和捶打：没了做官平台，曾国藩有再大的野心、雄心、本事，也是枉然。他在孤寂中向皇权彻底臣服了(期间软硬劝说者很多)。两年以后，当要他出山的上谕再度送来的时候，曾国藩二话不说，背起行囊屁颠屁颠地出发了（当时出现了不需动用国库的地方助饷厘金制）。

曾国藩的那位衣钵“孙子”袁世凯又是如何与皇权较量的？可以说，晚清政权衰微的砝码，加大加重了袁世凯较量之力。

清朝末代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之名让袁世凯回家山隐了。不过，两年之后的10月，武昌城头一声枪响，使得载沣政权看到了爱新觉罗氏这盏七星灯在风中摇曳、随时熄灭的危险，他向袁世凯送去上谕，要他出山出一把助君之力，给予全部军权。但是，仅给军权？对不起，袁孙的足疾还没有痊愈呢。曾爷的血液在袁孙的血管里喷胀。要给权，就给内阁政府全权（他不想重新回到当年差点丢掉脑袋的岗位上去了）。清政权衰微砝码，使得还价之力大获全胜。袁政府内阁成立，意味着袁世凯加入了清末时代性的全民吆喝拉翻清皇朝大厦的行列中。不过，袁孙给清廷爱新觉罗氏承诺：皇族待遇，将写入民国宪法中。可以想象，在一个连“王法”与“宪法”都分不清的时代社会里，这种袁氏宪法，只比纸薄。

这种君臣较量与叫板，在无数个封建皇朝更替、兴衰过程中，只能说是一种历史常态。它实际上确实与封建时代竭力宣扬的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等所谓的为官道德无涉，或者说宣传仅徒劳（互为搏击的内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