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在清朝末年上溯的中国封建皇朝社会，有两次排队案例，可以作为一种鲜明的历史性标志，载入中国史册，让后人永远铭记。

一次为武，一次为文。

清末义和团运动期间，京津地区发生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北京王府门前门庭若市的义和团各“坛”进京排队“挂号”热烈场面。“挂号”即获取清政府关于某坛义和团“合法化”的认证书。大量史笔记载，凡挂号登记的，即为“真团”，凡没有挂号登记的，即为“伪团”（要剿灭）。可以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片彩旗飘飘热闹非凡场面！满清王府里的那些工作人员，是怎样的一幅忙碌、应接不暇场面！有清末史笔这样写道：“已在端邸挂号听调者（回籍听调），共有一千四百余团，每团以二三百人计，至少亦百人。团长各自为雄，并无总头子”（引自袁昶致张之洞信函《致夫子大人函丈》。1900年北京义和团运动高涨期间，大理寺卿袁昶不断把朝廷情况用密函方式传送给张之洞，成为张之洞辨察京城“政治风向”的内线。此一行为也成为袁昶被清廷所杀的原因之一）。“端邸”即端郡王府。以此史笔（只一个王府）计算，此时已被端王府动员和登记的义和团总数已达二三十万人。清末以来一种义和团史观认为，晚清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者（总头子），但挂号领取认证，难道不就很简单明瞭地说明：清政府就是“各自为雄”的义和团“总头子”？（注：袁昶在庚子六月初二日致张之洞信函中说：“团长则四品宗室长四爷，服拳民衣冠，而弃其四品冠服矣。”）

这种轰轰烈烈场面的产生，缘自于此前清廷中枢各官员深入京畿地区民间调研（显然只看到了表象）的结果：民心可用。把民众组织起来，可办大事——发动反入侵排外战争。但这段义和团运动历史的结局是，民间义和团为这场惨败战争代罪受过，成为史论中的“愚昧的义和团盲目排外”。

中国历史上另一次排队案例，发生在唐朝初年。有史笔这样称：唐太宗李世民看着进京赶考、排队进入科举考场的读书人说：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矣。假如清末发生过一次武化排队，那么上溯科举制度始创时期的（隋）唐初，则显然发生过一次文化排队。

自隋唐开始，科举考试有一条重要原则，便是“代圣人立言”。代通借，借通假。隋唐以降的读书人，必须站在古圣的立场上，假想自己就是“古圣”，去阐发古圣的伟大思想。现代人类观告诉我们，所谓“古圣”，其实就是二三千年前社会中那么一位普通的读书人和思想者。在后代无以数计的“代圣人立言”下，古代那位思想者，不想成为“圣人”（圣化、神化的对象）也难（特别说明：英才一旦“入我彀”，便丧失了“英才”必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