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近代史研究者根据晚清史料揭示：戊戌政变后已成为傀儡的光绪皇帝，尽管在内心深处等待着“年轻就是资本”这句话的实现，即期望在慈禧太后死后有一番作为（史笔透露，他盼望慈禧死去，而自己却先于一日被毒死），但在现实中仍恪守着“孝道”。这是现实对心灵的一种禁锢。因为，在那个时代，“无论作父母、作人君的如何谬误，作臣子的是丝毫不许反抗的，否则就是大逆不道”（晚清史研究者孔祥吉语）。如果沉重的现实观念对光绪有过这么一种禁锢（内心和行为上的矛盾），那么，光绪皇帝的那位老师翁同龢，有没有发生同样的事情呢？

翁同龢像当时皇朝的许多固有官员（包括不少有话语权的士绅）一样，是惧怕洋务的。这是同一种社会形制下产生的相同社会思维模式（排外）。一段漫长的封建皇朝历史证明，晚清上溯的旧中国笃信三纲五常、君臣父子这种等级礼仪（之邦）游戏规则。因此，立国之本在人心不在技艺，三十年前（1860年代）倭仁的观点，仍在翁同龢身上反映着（几无进步）。他在日记中写道：“火轮驰鹜于昆湖，铁路纵横于西苑，电灯照耀于禁林，而津通开路之议，廷论哗然，朱邸之意渐回，北洋之议未改，历观时局，忧心忡忡，忝为大臣，能不愧恨！”日记流露出他对新生事物的无知和恐惧。用晚清当时的话说，他惧怕“以夷变夏”。

翁同龢有了这种观念作为前提，（因此）有不少近代史论者认为：甲午战争前，身为户部尚书的翁氏不积极支持李鸿章壮大北洋海军、购买舰艇，也不完全是冤枉他（尽管有千条史料可以说明翁同龢的财政支出毫无纰漏）。

但常言道：现实可以教育人。甲午战败，“堂堂的天朝大国竟败于这样一个‘蕞尔小国’，严酷的现实使翁同龢开始认识到‘非变法难于图存’”（孔祥吉语）。

在维新变法期间，“翁氏又担任了总理衙门的差事。依照其本意，他是不愿意与‘洋人’周旋的，故辞之再三，未能如愿”（孔祥吉语），在观念和行为上，他只和三十年前的倭仁如同一辙（史料说明：倭仁从马上跌下自残，以示不进总理衙门的决心）。

在光绪维新变法倚之为股肱期间，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上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臣颇有敷对，谓从内政根本起。”

翁同龢是甲午战后直至百日维新（1895——1898）这一阶段（清廷权力者内部）的执行者和见证人。他所说“内政”，是指“新形势”下的人事和规章条例等，而无法涉及他那个时代人们笃信的三纲五常、乾纲独断这一政治观念（权力游戏规则）。或者可以说，从百日维新第四天被赶下政坛直到1904年，翁同龢也是带着这一信条辞世的。正因为翁同龢笃信皇权至尊、三纲五常，他才会在晚年落魄于常熟故里的虞山脚下建一（很有寓意的）“瓶庐”，并在这一居所写下了要带走历史真相的一幅对联（至今仍贴在仿造的“瓶庐”亭廊上）。他不愿意、也不敢把真相公诸于“独尊”的皇权社会，他自我封嘴了（人类常有的怕祸及家人后代的心理）。这是观念对一个人内心的一种禁锢（注：反之，如果翁同龢相信皇权非独尊、非唯一正确，他会把真相留于世间让后人评说。从这点上看，这位满腹经纶的帝师，其学问认知，远不及于1860年代预测清朝还有50年寿命的曾国藩湘军幕僚、翁同龢同乡赵烈文）。

从翁同龢主观带走真相这一角度上看，（有改动的）翁同龢日记能反映出几多历史真相，也是值得后人慎之又慎地考证的（据考证学者说：改动之处相当逼真）。戊戌变法的真相至今仍是无数史论者笔下辩论的焦点，留下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少悬疑，是这一时代皇权唯我正确的政治斗争所结出的硕果（用上个世纪的中国常用语说：翁氏临终仍站在维护封建皇权的立场上）。人类社会现代观告诉后人：真相是产生科学（社会）的基础；皇权唯我正确可以使人自我封口；它禁锢了真相，也禁锢了进步与产生科学的社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