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久前看到一则历史视频：在1870年代琉球国被日本侵占的某一天，一位琉球国王的使者出现在天津总理衙门的官邸大门前，他受使命前来请求清朝政府出兵援助即将沦亡的琉球国。但是，史实中的清政府，只进行了口头上道义性、象征性的对外交涉（包括请第三国向日本斡旋），它已经无力应付长期来“西力东渐”或说列强对中国本土的压迫感，即自顾不暇了。（注：据史料记载，在此前的历史长期以来，历代弱小岛国琉球国王暗中一直采取被迫“两属”即既臣服于大清国又臣服于日本的两边政策，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由这则历史模拟景象，笔者想到了清政府在1895年甲午战败割台时期对台湾的态度。

过去历史教科书忽略、而现在众多清史研究者揭示：甲午战争后期，日本在中国山东、辽东土地上“边打边谈判”。当时，清政府已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恒、邵友濂赴日谈判（由一位美国外交官参与陪同斡旋）。其时在天津的北洋海军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写道：“樵野、小邨本日可抵广岛，不知所议如何？据福士达（即美之故相，与樵野同至日本者）云：甚有把握，成否究未可知；如不能成，恐今之天津，为后之威海耳。”即，日本以当时实战攻击方向和目的地天津、北京京畿地区，去胁迫清政府在谈判桌上输得更惨（他们拒绝了已到达日本的张、邵，逼使清政府派出官阶更高的李鸿章或恭亲王去日本谈判；不少史笔认为，甲午年不但战争失败了，战后谈判同样失败了）。

在这种战争攻击方向的背景下，清政府为了保证京畿皇城安全，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割让台湾、辽东半岛及巨额赔款二亿两银子的《马关条约》上签字（李鸿章签字后，俄、德、法“三国”干涉才帮清廷从日本手里夺回了辽东，史称“三国干涉还辽”，增加“还辽费”三千万）。这就是当时弥散于清廷军机处、总理衙门高官中的主流观点，所谓“散地易要地”，即京畿才为“要地”。他们很可耻地把台湾、辽东视为一个国家的“散地”边角料（1900年则可以连京城要地都不顾了），并得到了清政府在国内的应声虫们“割地则祸在日后，不割则祸在目前” 的回响（“散地”之说形成了边疆各省反对的连锁效应）。

清政府这种只顾自保、不顾国家的行为，当然在台湾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对。历史学者孔祥吉先生在《晚清史探微》一书中这样写道：“他们（台湾人民）对台湾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刻的感情，他们质问：纵使孑身内渡，而数千里户口又将何地以处之？田园庐舍，谁能挈而奔之？祖宗坟地，岂忍舍而去之？他们认为出路只有一个，即坚持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