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词：大难使人大彻大悟；自称死过一次的那么一个人，自己余下的日子都是赚来的了。真的是这样吗？同样还有另一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它则表达了一种欲望的苏醒。能说这是大彻大悟吗？也许，所谓大彻大悟，是当不了真的，那只是一种心理活动而已。

对于那么一个晚清政权，有没有这么一个心理活动过程呢？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政府逃往西安，这无疑是一次大难。

据亲历者怀来县知县吴永著作的《庚子西狩丛谈》记述：自慈禧一行逃出京城以后，“两宫饥寒已两日夜，情状困苦”。慈禧哭诉：

“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俄。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即皇帝亦甚辛苦。至今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此间曾否备有食物？”

吴永答复：仅有一锅小米粥，“恐粗粝不敢上进”。慈禧连忙接话：“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已足，宁复较量美恶？”

吴永弄来小米粥以后，在屋外听到“内中争饮豆粥，唼喋有声，似得之甚甘者”。之后，总管太监李莲英又提出：这里有没有鸡蛋？在吴永好不容易在逃难一空的“街市列屋”中找得五个鸡蛋、煮熟送去后，李莲英复出曰：“老佛爷很受用，适所进五卵，竟食其三，余两枚，赏与万岁爷，诸人皆不得沾及”。

救驾的时任山西布政使岑春煊在后来的回忆录《乐斋漫笔》中也说：“太后御蓝布衫，以以红绵带束发。帝御旧葛纱袍，当盛暑流汗，胸背粘腻，蝇蚋群集，手自挥斥。从行宫监，皆徒手奔走，踵穿履破，血流沾洒。窃叹前史所述，人君出亡苦况。千载相同，不谓平日见于记载者，今乃亲身睹之。”

这是一幅满清皇室逃难的个人写真图，也是千年封建王朝“历史惊人相似”的写真图，不能不由岑春煊“窃叹”了。末代皇室多难，却不兴邦，他们只是前赴后继、乐此不彼了。

落此大难，慈禧有没有大彻大悟？据随驾的另一山西知县胡延在《长安宫词》的下注中说：“两圣深以秦中灾荒为念，问延官山西时，曾否从事赈抚？……谕延到任后，务以赈事为重”（胡延因随驾有功而后升任西安知府）。慈禧从宫墙天庭跌落到人间，第一次目睹和亲历了沿途苦难，在“死”的边缘，她其言亦善了。

但是，这样的大彻大悟能持续多久？

吴永记述：“山西境后，威仪日盛，地方承应，宫门上已不免有需索使费之事”。同行的岑春煊则说：“随从太监辈，狃于积习，渐复骄横，遂有需索贿赂，擅取进御物品，殴打差役等事，为太后所闻，立命捕获不法内监，交余询明罪行，斩首示众。又有旗兵抢夺民食，枪伤食主，余亦据实劾奏，奉旨枭示。”

晚清史笔常常凡事归罪于弱势者太监，这是史笔者人性弱点的一种反映。其实，太监所作所为，难道不是皇宫主人行为的外延？晚清很多史例可以作这样的证明。到了西安的慈禧太后，有没有发上谕命令各地官府报效即“需索”？史笔记载，各地送往西安的“报效”物资络绎不绝，“祸首”慈禧太后因一场失败的战争而赚得碗满钵满。

京城李鸿章、奕劻在列强开列的《辛丑条约》上签字以后，慈禧回銮北京。她此刻早已忘记了一年前她出逃时沿途凄凉的大难了，倒像是在衣锦怀乡。史笔记载：“沿途旌盖飞扬，衣冠肃穆，但闻马蹄车齿，平沙杂沓声，互相应和。……文武官员，绅民父老，一体于河岸俯伏跪送。”沿途各府县各级官员为迎接慈禧皇室通过，重新翻修一新了所经过路段的街道、桥梁，并有借此名目向民间征收（“报效”）修路费和指为有碍观瞻的强拆事件。——用怨声载道来作历史注释，不为过了。

以慈禧为首的流亡政府，死过了，又活了过来。它大彻大悟了吗？

在签订《辛丑条约》、史实上为慈禧免除了“战争祸首”以后，还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下旨奖赏大臣：在京城签字的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所以后来的大贪官奕劻一直受慈禧保护），随驾的荣禄、瞿鸿禨、岑春煊等，（擅自）与外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章程》的东南疆臣刘坤一、张之洞等。此等“皇恩浩荡”，仅瞿鸿禨一人以一纸文字谢绝：“臣顷蒙恩典，实万分不安。现当时局艰难，诸事都宜核实。恩旨一出，中外瞩目……臣到行在尚在今年，更无劳可言，务请收回成命”。“死过一次”的慈禧无能、也无需“核实”了，性命重要吧。这也是瞿鸿禨直到1907年“丁未政潮”前一直是慈禧眼里的大红人的原因：他有难同当、有福谦让、患难见真情了。

就慈禧的大赏来说，她把“死亡”的“丧事当喜事办”了？或者就是：跟着“大王”有肉吃？或者就是在向各级官员宣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从心理活动上说，它只是一种思维过程，并不代表结果，更不代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