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在当今媒体上看到，南亚一些国家在男女婚恋关系上至今仍在采取某种残酷手段。这种案例，在中国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皇朝，也同样屡屡发生过，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名伶杨月楼案。它与刺马案、杨乃武小白菜案、太原案，共传为“清末四大奇案”。

杨月楼（1844——1890）是19世纪70年代初活跃于上海租界内金桂园舞台上的一位著名戏人，以擅长扮演武生、老生、小生及扮相俱佳而名噪上海滩。当时租界内的华人已经开风气之先，妇女可以不再当盘房小姐而进入戏院观戏。杨月楼的演出吸引了一批女粉丝。

当时《申报》刊登了一首诗以描写杨月楼的扮相魅力：“金桂何如月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

“贪看”引出了一段佳话。一位常随母亲看戏的广东籍韦姓茶商的女儿，看上了杨月楼。于是，由母亲作主，托媒说合，“作书函，并年庚贴，细述思慕意，欲订婚嫁约。”

假如现代文明社会所追求的是：婚恋是两个年轻人的事，那么，在封建社会里，婚恋不仅是两个家庭的事，更是两个家族的事——现实社会境况所致。此事惊动了上海滩整个韦姓族人。

按《大清律例》规定：良贱不得通婚。“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当然存在着封建人治制度有法不依、巧换名目的现象。《清史稿.食货志》载：“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属应役之皂隶、马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

在那个社会，仅仅士、农、工，包括末等的商人，被划在“良民”圈子里。显然，属于“倡优”的伶人杨月楼娶良家妇女，是一种违法行为。当时韦氏宗族已经有人出任上海知县官，于是，族人便借公权行使族权。

《申报》刊文说：“杨月楼在问供之先，已将伊拇指吊悬，几达一夜之久。膀肩两骨，已为扭坏不能使动。吊悬时并用木枷以困之，将杨头颈骨紧压，几乎不能呼吸。后来花费多金使用，才能松宽，始得活命。”

文章所描述的，显然是传统封建皇朝的刑讯逼供，最后说：“西方国家均无如此之刑罚”。这一末句体现了上海领中国风气之先的当时社会观念。

按大清法律，杨月楼以诱拐罪照例予以判处军遣远徙，但适逢光绪元年幼皇帝登基（1875年）实行大赦，文献记载：“即可释放而予自新路矣”。杨月楼从此离开上海去北京发展（京剧源于安徽民间徽班）。

那个叫阿宝的韦姓女子的结局如何？韦氏族人利用官方公权作主，将花样年华的女子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历史档案对那个孙姓老头作了这样记述：“无妻室，有资产，欲娶阿宝已久。”

韦氏宗族官方把这个女子嫁给“有资产”的老头，不但符合了封建传统观念，容易让人接受，而且更是维护了大清政府“法律”（与肉体酷刑伴生的精神酷刑）原旨，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在那个时代看来，那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但是，作为晚清“奇案”，它却被作为一个时代典型病症，长久以来一直被中国后人把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