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叙述晚清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斗场面时，引用了亲历者即当时广东按察使王廷兰写给曾望颜的一封书信内容，他说：

“各处调到的兵，纷扰喧呶，全无纪律，互斗杀人，校场中积尸不知凡几。甚至夷兵抢夺十三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背负，千百成群，竟行遁去，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又说：林则徐查办烟案，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吕思勉《中国近代史》）。

这是亲历者对外敌入侵的一幅“战斗”场面的描写：校场上“不知凡几”的积尸，是“反侵略”的牺牲者？或是“互斗”的成果？从冷兵器与热兵器的战例比较分析中，（校场）“互斗”的可能性较大——原句其实也正表达了这么一个事实。官兵“杂入”夷兵去抢夺十三行，与其说是“官兵”，不如说是相同的盗贼。四个排比“怨之”，只希望“逆夷”取得胜利，与其说是外国侵略者造成了这样一个场面，不如说是清政府长期以来的不堪统治，自酿了这种混乱结果。

吕思勉先生引用了另一位亲历者即浙江巡抚刘韵珂给家人的一封书信内容，他说：

“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为逆主谋，以及荷戈相从者，何止万人？英兵所至，到处官逃民散，论者称其为入无人之境，而非如入无人之境……”（同上书）。

除了“寻常受雇”于英国军队的沿海（史论者揭示为广东）中国人以外，还有“何止万人”的“为逆主谋”和“相从者”。从清廷档案无数次出现的“汉奸”和“奸民”指称、及近十数年以来无数近代史研究者的揭示去看，可以说，这种民间现象，几乎持续地出现在整个清末阶段的历次中外战争中。

近代历史长期以来，中国主流史学对晚清中国民间帮助侵略者的史实讳莫如深，只强调了外来侵略和人民反侵略的一面。这种“突出”一面而抹去另一面的史述，其历史效果是否适得其反呢？这种近代历史社会现象的根源何在？对此它缺失了理性的思考。这恰如一个庸医，只给病人疮口外敷以膏药而不予以“刮骨疗毒”；也恰如中国古代的郎中，无法根治病源而只给予保守疗法，再或摇头说“办后事吧”？选择性抹去史实而只突出所谓“正”的精神因素，正是古旧落后历史认知的延续。甚至可以说，那种民间现象，正是清政府与民为敌（制度性盘剥并因等级官制而无偿）这个制度土壤的自然产物。

这种外面好看内里脓血的疮疤，确如中国纵向社会的循环变迁那样，不时一阵阵地发作。在社会术语上，它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即使时至今日的人们，是否仍因抹去历史真相、找错病源而无法给予诊断呢（正像对“文革”的解读）？

吕思勉先生在这一节史述的结语中说：“然而从五口通商，至今还不满百年，我们的转变，也不可不谓之迟了。”

吕思勉先生对他那个时代“我们的转变”（吕先生1957年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充满了变化后的成就感和乐观感。但是，一百年的物质层面变化很容易看得到，而人们的精神层面，是否仍只是循环的环上的那一段呢？吕先生身后的历史还在自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