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常常出现而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问题，便是割裂。历史社会具有继承性，无论是同一个王朝的发展阶段，还是前后王朝的更替阶段，都会潜在而真实性地产生这种传承性。这种割裂，之所以会在后人的史学观中出现，其实正缘于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在权力变更之际，一代又一代的独裁者自己在上演着割裂的活剧，即一朝皇帝一朝臣（包括历朝开国皇帝都自封“太祖”、“太宗”庙号这种自认“祖宗”的痼习）。受能人、明君治国思想影响，封建时代对文化舆论有主导作用的文化人也潜意识地认同了这种割裂观。

其实，历史的叙述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表达出这种继承性。在中国历史的叙读中，人们常把“秦汉”两个朝代连在一起，也把“隋唐”两个朝代连在一起（同样很有意思，把“三国魏晋南北朝”这种分裂和统一的王朝时代连读在一起），——正是秦朝十多年短暂而不堪的强权统治，为后来的强大汉朝奠定了基础；也正是短暂的隋皇朝，为中国历史上的“盛唐”奠定了基础（都是推翻与被推翻的关系）。但历史的记载常归于汉初“文景之治”和唐初“贞观之治”，而忽略了史实中的“汉仿秦制”和“唐仿隋制”。同样，在同一个唐朝时期，正是武则天时代励精图治、人才辈出创下的基业，造就了后代唐明皇“开元盛世”。但历史的叙述是，把秦始皇骂为“暴君”，把隋炀帝骂为“淫帝”，把武则天骂为“淫妇”；而李隆基后期唐朝走向衰落，则历史性真实揭示了这位“前人植树后人乘凉”无能者的“盛世”本质。

这种皇朝衰落和世人观点同样发生在封建清皇朝末期。笔者在这里引用一下近代史学者孔祥吉先生的一段观点：

“仅仅依靠能人治国，无法弥补制度的缺陷。

“晚清政权更迭很有戏剧性。慈禧上台之后，先有同治中兴，后有维新立宪，其控制政权几乎长达半个世纪。她死后不到三年就爆发了革命。于是，有人提出，倘若慈禧、荣禄等强权人物在世，清王朝就不会垮台。

“其实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因为清朝政权的腐朽有一个过程，在慈禧未死之前，腐败现象已十分严重。荣禄、奕劻、那桐、袁世凯等人物的贪污成性是慈禧时代养成的。强权政治无法与时代进步抗衡，而国家体制更张与官僚队伍的治理是相辅相成的。以君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度，最大的漏洞是缺乏对执政者进行有效监督。一个政权一旦失去了监督，便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无论是慈禧，或者是荣禄，他们即使有通天的本领，都无法管理这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

（笔者注：对清廷“同治中兴”的真正作用和“维新立宪”的真实意图，史学者历来就争论不休。这种争论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继承和发展、守旧和进步这种互为交叉、万难割裂的历史现象。另外，割裂观还体现在，有史学者把清末第一个外交使团团长为美国人蒲安臣指为“外交奇观”，其实正割裂了中国古旧文化“晏子使楚”中“小人与小国打交道”的传承观念。也就是说，它不是什么“奇观”，而是古旧文化传承的必然。想必后人的“奇观”说，是受了不懂中国文化的当时外国舆论如《北华捷报》“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的影响。就像同治小儿当皇帝，在外国人看来是否为“奇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