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的“天下”指的是什么？从他上下文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来看，这个“天下”是否指的是民众即现在称谓普通人民呢？从古代具有天朝（夷夏观）概念的“天下”观来看，这个“天下”同时又具有了国家的概念。也即，即使在古代，国家、人民、政府（“庙堂之高”）三位一体，各有内涵——自古至今的人类社会心理是：仅有自我的人，根本谈不上爱家爱国。

在古往传统封建皇朝时代，君临天下的帝王文化（“君学”），宣扬的是“朕即国家”，所谓忠君爱国，一般史述称其为：必须忠于“君父”式的“家天下”。在这个帝王集团中，君父利益绝对高于国家利益。忠君一词的前置限定，也清楚表明了两者孰轻孰重。

据历史学者考证，中国封建社会的忠君即爱国思想，正是在两宋朝代、在外来辽、金民族不断侵扰中，在固有的文化思维中走向极端的。现代历史学者说：“涉外争端频仍，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应当属于高于阶级利益、集团利益与党派利益的客观存在”（郭世佑《曾国藩与近代中国》）。但中国古往历史有没有以这种认知观去叙述呢？

中国根深蒂固的权术领域早有“借力打力”这种说法。当内部对立双方势均力敌、无法制衡之际，一旦有第三方力量出现，其中一方会利用这股第三力量去打击固有一体性的对方势力。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不胜枚举。有近代史学者考证，清末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咸丰皇帝之所以派遣恭亲王的岳父桂良去天津和英法联军和谈并签订了《天津条约》，便是借外力打击恭亲王势力的一种权术行为（所以后来恭亲王对咸丰红人肃顺恨之入骨）。若不是英法联军强大和咸丰皇帝早死，清末历史改写恭亲王、桂良为“卖国贼”，就像之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琦善、耆英被清末历史（皇谕）定义为“奸臣、卖国贼”一样，也未必可知（缘于历史机遇，后来的恭亲王则成为了清末史的推崇者，一反前两者的历史待遇）。

面临外来战争前夕的内部清洗，是古往传统封建专制皇权的不二做法。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得出的人文认知真理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所以必须清洗（中国古往任何大小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几无分裂行为，因为他们在战争前就把这种分裂因素清除或压抑了，即能同苦却不能共甘——包括皇室内部的权力纷争。这是文化思维使然的一种历史现象）。它和国家利益高于集团利益的原则是相悖的。而它正来自封建“家天下”的性质。

在一个把国家、人民、政府、“朕”四者概念混为一谈、没有给予限定各自权利和义务的科学定义的时代，“爱国”之说无从谈起；给予明确的科学定义并恪守不渝，是近代以来爱国的必须前置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