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传统文化给历史中国人长期的熏陶是，每个人都是社会人。其实，人具有社会人和自然人的两重性。每个人是一个社会人，他（她）必须受到因社会文化所形成的制度的塑造和制约；但每个人又都是自然人，中国自古民谚“做人难”便是个人对融入既成社会规范之际产生困难的一种感叹，是个体性自然人和社会人相融之难。“人走茶凉”则是自然人与社会人分离的一种感叹。个人力量是微小的，团结才有力量，这些历史表达，便很清楚地揭示了每个人所具有的两重性。

中国古旧文化中有一种集体（或称社会）的奴性因素，这是自清末近代一百多年以来无数中国前人对古往文化糟粕的揭示。不可否认，这一揭示至今仍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产生着共鸣。对此，实在地说，也许大多数中国人不存在对那种奴性的有无之争，只存在对那种奴性存在的利弊之分歧。

社会制度是社会人的塑造器。漫长历史的长期打造，使得传统中国人的习惯成为了一种性格，它便是无数前人所说的“国民性”。

清末之际，当西方文化中“自然人”个人自由的空气刚刚传入中国，传统中国人万难理解与社会规范“奴性”相对立的“个人自由”的含义。要么认为就是“无法无天”，必须严厉禁止；要么就蜕变成一个无社会规范的彻底自然人。

孙中山先生在北上北京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中回忆了民国初年的情形，他说：“大多数都是一事无成，只开一个成立会，或者到会说些争平等、自由的空话，便已了事。因为大家都是为个人争自由、平等，不为团体去争自由、平等；只有个人的行动，没有团体的行动；所以团体便为思想所打破，不久就无形消失。”

孙中山回忆中所描述的情况，在无数近代史学者所著的不同时期的史述中同样无数次地出现过。这就很困惑了。在一个被自己的历史打造成“社会人”的社会中，人们一旦失去社会秩序，便彻底畸变成了一个“自然人”，竟然再也不识“社会人”这种“团体的行动”。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产生的“物极必反”历史效应，是古中国在人类社会学上跛足认知产生的结果（人的那种自然属性上的两重性，在上个世纪，曾被主流舆论作为所谓“阶级立场动摇性”批斥过）；旧文化“忠孝仁义礼智信”便是打造社会人的一种学说，但由于违背了但凡人所具有社会人和自然人两重性的人类科学，无论多么高调地头头是道、苦口婆心和连篇累牍，也只能是钻牛角尖式的、有先天缺陷的相对真理。

在此作一下联想。清末镇压太平天国期间的胡林翼（和曾国藩齐名）曾骑马在长江边上，看到江中洋轮疾驰而过，马上变色不语，回来中途呕血而一病不起。他认为平定太平天国不成问题，只有“洋务”无法对付，清朝中国“膏肓之疾，医治为难”。以现代目光去理解清末名臣胡林翼思想：假如太平天国造反只是传统中国内部周期性复发的疾病，尚可治愈，那么洋务则完全是两种文化思维体系，产生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单一性（现在人们在觉醒反思的“非此即彼”、“非红即黑”）文化理论，只属于人文文化而非科学文化，它已经积重难返了（“两种文化”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学者斯诺提出的学说观点，称“斯诺定律”）。

言归正题。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思维缺失了“自然人”概念，不可否认，即使在当今社会中，当提到“自由”一词时，仍会在不少（有上世纪社会经历）人的脑中自觉地出现“无法无天、无拘无束”那种有失社会人规范的形象，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对“人”缺乏科学认识所造成的。现代社会关于“人”的知识告诉我们：个人自由是在不妨碍他人利害关系前提下的个人行为。用传统中国人自己的话去解释，这种不妨碍他人利害，就是“做人”的基本底线。这也是社会人和自然人这种两重属性在个体人身上的一种成熟结合。

这种关于人的知识，在现代的文明世界观中，也许是很浅显的道理，但在很多中国人中却依旧显得十分深奥。

同样，把具有天赋头脑（思想）的人的“民主”，指认为个人的“自以为是”、“七张八主”的，也大有人在（奴性思维成了习惯），——一旦失去社会规范（古称“衰世”），确实走向了“七张八主”的“窝里斗”。另外，中国古代统治者大讲重义轻利，把“义”字当作治国法宝，但贪官现象却如历史顽疾；古代封建专制皇朝大讲“道德”，而利权歪巴眼地漠视了法律制度（制度性妨碍了他人的利害），徒使道德成为“人心不古”，成为一种越宣传越让人糊涂的东西（两个因素：一，与社会现实脱节，二，道德有不同标准。古人“舍礼无所谓道德”一语坦白了古代“礼制”这一等级制社会中的道德含义）。这些重甲轻乙的宣传，只会使“甲”失去凭据。这正是古人所说的“逆天”，现代语即违反了社会和人类科学。——这个道理，和现代科学观中人所具有社会人和自然人的两重性，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