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辩驳了明末清初农民起义者张献忠把四川屠为一空的“史料”。其实，笔者对这种“史料”也是颇为质疑的。张献忠据四川为根据地，那是他数十万农民起义军的立足之地，古语云：兔子不吃窝边草，张献忠屠四川，是不合情理的（当然不否认他杀过四川人）。

史实是，明末清初正是满清八旗军铁蹄南下横扫中国之际。清政府入关以后，随即发布了“剃发令”，凡抗而不遵者“杀无赦”。时人记载：“剃发改装是清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国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对于有着悠久历史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风俗的广大汉族人民来说，剃发就是奇耻大辱。这就有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斥责八旗兵强令剃发罪行的专用名词。日本一位历史学者在《中国发辫史》中说：“‘发厄’与‘辫祸’，在中国已成为口头成语，全世界欲求一如汉人之罹头发之厄祸的民族，怕是没有。……为头发而损失古今几十百万之汉人性命，实不能不算为世界稀观之怪现象！”

地处中国中部的“扬州”、“嘉定”人民百姓尚且如此强烈地抵抗“剃发令”，更何况那些偏于西南中国、一贯具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反抗精神的四川人民？《四川通志》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四川历来就有“天府之国”的历史称谓，南宋之际，四川蜀地更有了广泛的开发，以致有“蜀亡则宋亡”的历史叹息；而更替皇朝产生的常态是，失势的中原官宦往往逃往南方，他们在民间仍不失有威望和号召力，因而具有抵抗力。有清一朝最大的会党组织“天地会”便发生在中国南部省份。

史料记载，明末崇祯年蜀中人口三百万以上，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户籍清理，四川仅有八万人左右。清初数十年之间，史册出现了“湖广填四川”人口大迁移的历史名词。据清末《城都通览》记载：“现今之城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即四川人为百分之一百的外来人。但清初屠杀四川一空的历史罪责，究竟是满清“此令不可动”的严刑酷法，还是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队？清史档案是清政府记录的（包括备受质疑的史笔《烬余录》作者张烺也受清康熙皇帝接见的“高厚之恩”，岂可全信），而四川人和张献忠都已经“一空”而去了（四川人口锐减还包括清初康熙年镇压“三藩之乱”的战祸）。

笔者这种陈述，会有不少人说，没有史料说明屠川不是张献忠干的，不足为凭。但是，明皇朝史料还记录明朝皇帝是北斗星投胎、清初史笔还说努尔哈赤之母吃龙珠怀胎呢！这可以为凭嘛？合情理的，说它不足为凭；有史笔的，说它荒诞，这不失为中国古旧传统的人情世故？也许，中国古旧历史也正是在无声地叙述：人情和世故就是两个靠不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