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古代中国春秋战国农耕文明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但千年农耕中国有一种圣化和妖魔化的文化传统，这由中国社会的文明开化智力程度所决定（世界人类也经历过这种历史阶段，如西方圣经记载），或说由人类生产力等一系列社会因素所制约（现代仍有人认为，今人不一定比古人聪明。这与个体聪明无关，只与社会智力有关。按物质、自然、环境、眼界等这种滋养人类智力的因素来看，今人比古人聪明是一定的，古代历朝“物质社会”衰世才会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现象）。中国历史上多次兴衰过的孔学的被圣化和被妖魔化，及它伴随着中国封建皇权的更替兴衰而相趋一致的史实，其实也确凿无疑地揭示：中国故往历史上的学说，只是统治者独裁权力的附属品。以现代人类学的观点去观察，孔子就是古代文明阶段在学说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一位常人，这位古人具有常人一样的优点和缺点（有史料证明，孔丘既做过坏事也做过好事）、有常人一样的七情六欲（他宣称“食色，性也”）。这反映在他的学说上，也应该如此。

但是，由于孔学本身（而非孔子本人）在封建皇朝更替变迁过程中为后人所需要的发展，孔子这个古人被无数后代（统治者学说）累加所圣化，他成为了一个升天入仙、完美无缺的神人。在人类的诡辩学术界，它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古人孔丘就是被“攻其”优点而无限放大了。在社会的认识论中，现代人类有一个共识，“古往今来的思想发展史表明，理论一旦迎合了某个政治集团的政治企图，它就会被这个集团所大力鼓吹”（李喜所著《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

孔学的发展史，便是一段漫长的辨伪和纠真史（历代古人有关孔子的争吵恰恰正像现代的“炒作”），它伴随的是封建皇权的兴替。由于数千年中国古人不识“人”为何物，以为个人的作用是无穷的（其实权力者舆论只在说自己，权力者可以自我膨胀），因而把皇权兴替盛衰的责任都归诸于古人孔丘：或圣化他，对他的泥塑木雕顶礼膜拜；或妖魔化他，砸烂“孔家店”。其实，自古中国人对权力的膜拜，无论是文明发展还是落后愚昧，与古人孔丘何干？与孔子学说何干？千年中国就是找错了对象！这也许和到目前为止的中国人对“人”作用的认识水平发展程度有关，也是古人孔丘所始料不及的。捧到天上，砸到地下，在漫长的封建历史社会中，孔子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代表人物而已。孔丘这种待遇，就是古往今来每一个中国人已经或随时将要获得的待遇，也是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良知”和“文痞”轮回桂冠的象征，——命运由天的莫测（即使是史册中人，也会因现实需要随时被挖出来歌颂一番或骂一顿）。

纠缠于对孔子个人和孔学的考辨，即使在当今的学著中，依然存在。这是“一只船上来的”中国人，也叫重复走着无数代前人的老路。

封建皇朝发展到清朝末年，由于反清的现世需要，“国粹”学一时兴盛。大力倡导汉学的学者邓实说：“真儒之学只知有国，伪儒之学只知有君，知有国则其所学者上下千载洞流索源，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发愤著书以救万世，其言不为一时，其学不为一人，是真儒之学。若夫伪儒学者，所读不过功令之书，所业不过利禄之术，苟颂德歌功，缘饰经术，以取媚时君，固宠富贵而已。”

当时的“国粹学”，既有反清的一面，又有排拒西方先进学说的一面，但邓实所揭露的“功令”、“利禄”、“ 颂德歌功”、“ 经术”、“ 取媚时君”、“ 固宠富贵”，才是已经被篡改而成的、得千年既独裁又利己皇权宠幸的孔学，它的现实作用性和对当世权力的依附性，古今皆然（因此故往中国学术难于独立）。

邓实揭露说：“自汉立五经博士，而君学之统开；隋唐以科举取士，而君学之统固；及至宋明，士之所读者，功令之书，所学者，功令之学，遥遥两千年神州之天下，一君学之天下而已。”这里“两千年”的“君学”，即是民国以后中国理论界所说的“帝王文化”或者说“统治者学说”。

按“自然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与权力者的个人膨胀无关；因此有“做人难”之说普遍流行）的观点去考察，历朝发展而成的“统治者学说”，与古代学者孔仲尼无关，——这是一层很薄的窗户纸，它只和两千多年漫长封建社会对权力崇拜的文化塑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