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戊戌变法史料很清楚地记载，康有为等维新派借较为开明的光绪皇帝之力，实行自上而下的戊戌新政，其实只是因新政需要而设置了许多新岗位，如设立学校、农商、司法、矿政、工务、邮政、铁路等的管理部门，并没有剥夺当时清廷旧贵族的官职。但是，长期以来的近代史学者把设立改革新岗位和维新派的“夺权”等而视之了，这其实是受了清末旧贵族史笔舆论的不自觉影响，即认同了那些旧贵们的舆论。后人把旧贵族不愿放权，认定为“视权如命”，是一种既正确又不准确的历史解释。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官位和利权的区别。这才是那些旧贵们敏感之所在。

封建官制有“肥缺”之说，“缺”便是岗位，或说官职。官员薪水由两部分组成，一为俸禄，它由官位等级而定制；二为因官位职权所获利益，也称“灰色收入”（其实官场体制之中灰色不灰，只是“吏治”的一种“把柄”）。清朝有“穷京官”之称，那是为数不少的不论何种官位等级只拿俸禄的闲官。俸禄只是生命线，它有两种含义：一，只够维持基本生活；二，一旦获取肥缺，便可为生命充实进大量血液。因此，对于封建官僚来说，官位只是虚衔，岗位职权才是获利之大源（就像现在的“副市长”主管某一条线一样，以权获利需要智谋和权术）。因此，即便高薪，仍与以权所谋之利无法相比，这也是历朝帝王无法（因人治因素也不愿）实施高薪养廉的历史原因，——清代唯一实施的雍正只落得后代骂名。

维新派设立大量的新岗位，意味着权力部门的转移，意味着利源的转移。所以，归根结底，所谓旧贵们视权如命，仍只能解释为视利（钱）如命，那才是命之根本（中国成语“利令智昏”一词深刻揭示了利对人巨大冲击力产生的效果）。封建时代，官位没有和责任联系在一起，只和获利之大小相联系，是封建传统中国因官制而产生的对官位的畸形认知。

因此，在光绪皇帝出台设立新岗位的新政（史称“百日新政”）以后，旧有权力机构的官员们便预感到了利权即将失去（并非失去官位），把这种还未成为事实的“预”（将来）作为了“感”（当时）的发泄。他们散布谣言：新贵将废除京城“六部九卿衙门”，即砸烂国家政府部门了。谣言一般有两个作用，一，制造恐慌，二，拉拢同盟军。假如“同盟军”只是人数，那么恐慌则是那些人可以无限膨胀出来、并可以蛊惑人心（官绅民众失去是非判断能力）的力量。

戊戌新政之际，是一个谣言满天飞的阶段。它是当时各种势力共同使用（因专制皇权运作，任何中国人历史性地受过历练）的惯常伎俩。

所以，戊戌岗位之“新”设，与维新派行政概念中的夺权，不完全在同一个概念中；岗位官职引发的利权因素，才是背后的实质，——维新官员不至于愚蠢到剥夺守旧派的官职。八国联军以后，完全是四年前戊戌新政翻版的1902年“清末新政”之所以开展较为顺利，也只是那些“旧贵族”这种“人”的因素。有史学者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以新陈代谢观和物质文明必然推动精神文明的观点去看待，尽管清末新政以旧为根本，但总是有了进步的因素。这也是当时中外人士和后代学者们肯定它的原因。历史地看，只是这种“进步”之多少，仍由“旧”之需要与否去决定，它与国家制度的客观进步不完全在同一个范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