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改变清末中国封建皇朝命运轨迹的，是世界客观地进入全球时代之初一次又一次的外来打击。鸦片战争迫使满清中国政府搞起了洋务事业，走上近代工业化道路；中法战争使传统农耕内陆性中国开始重视海洋、岛屿权益；中日甲午战争使清廷官僚体系重新审视自身社会和封建制度的弊端，实行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这是一个时人所谓泱泱大国渐变成为“醒狮”的过程。其实，清末时人所说的“醒狮”一词，已经为这段历史明确揭示，能否成为“狮”，就在于是否“醒”，内因为主要，外来打击只是外因，只是次要。——难于否认，后人把清末挨打责任完全归诸于外因的指责，带有了自那时开始的国人的情绪发泄的不少主观因素。这个“狮”的自我唤醒，正和清末社会自强变法的诉求一样，具有相同的内因指归。

正如清末大学者、对时局和后代思想都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梁启超说：“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债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一个“渐”字，从1840年算起，大清国花去了整整五十五年。

梁启超又说：“唤醒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

数千年的观念痼习，已使“国”（皇权政府）为主人、“民”为奴隶成为了“吾国”的一条认知真理（同样可以理解为殖民统治）。这里需要作以下几点说明。

一，现代社会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具有相生相养的关系，“主人”在豢养“奴隶”的过程中，几乎就同时在豢养着推翻“主人”的暴民。这一规律蕴含在中国漫长的更替推翻而又循环未断的封建专制皇朝历史中。民众的奴性，构建了封建政府的奴性；民众的愚昧，构建了封建政府的愚昧（反之亦然。不可否认，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现代的文明观）。这是一种“种豆得豆”的现象；而皇朝不断循环推翻，却是一种“种豆得瓜”的历史现象。

二，梁启超所言“积之既久，民之自视”，只是历史社会因封建独裁权力作用所反映出来的表象。清末无数先人揭示，中国封建皇朝是一个官民相隔、君臣相隔、君民相隔（衙门式）的传统社会。他们形似在同一个封建体制内，而又神似互不相关（古语“天高皇帝远”以及影响深远的“老子便是王法”思想）。封建皇朝历来讲究“吏治”（所谓治理贪官一直是中国传统），因为“吏”才是皇权独裁统治的基石，而非关“民”。在那么一个“民族”、“民权”思想勃发的时代，梁启超说此言的目的在于说明，变法之所以失败，也在于人民的奴性和民智未开。这也是他（包括无数当时的开明官绅）自后主张“新民”、“开民智”的原因。其实，清末历史的事实，即当朝权力者对维新派的镇压，已经明白无疑地揭示，权力者才是变法失败的主因，君智未开、权智未开，才是本质性的真正指归，而非所谓“民智未开”（梁启超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味道了）。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其实不是不明白，他曾对清廷作如是论：“抚王室之蠢蠢，念天地之悠悠，乃掩卷而长太息也！”中国传统社会早在文明之初即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就为后人留下了“礼失求诸于野”的史笔。“礼”即对外策略或智谋（“礼部”为古代对外机构，便缘于此义。四书五经上对“礼”的解释，有历朝皇权对社会塑造及误读之嫌），“野”即民间。那是一个可以比较和鉴别的诸侯国时代。只是在中国社会进入封建一姓皇朝之后，“野”才淡出了统治者的视线而成为可以草菅的“奴”，奴性和愚昧成为了一种循环和相养。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进步因素只成为了一种自生自灭（因此，漫长历史酿造了中国的命运观）的历史现象。

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先人曾为“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打过一场笔墨仗。其实，无论何者为难、何者为易，它仍逃不出“此一时彼一时”的羁绊，仍只是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的古老命题（可以从孩童成长中去考察人类行与知之间的科学关系，而非停留在自我此一时彼一时的人文性主观感觉中）。两者相辅相成、难分伯仲。如果只强调一者，则难免蹈入社会认知局限性的覆辙。

梁启超此言是说对了，封建时代“吾国之大患”，在于追求以视民众为奴隶的方式去统治这个国度的专制皇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