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从有记载的第一次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到数千年以后封建皇朝最末一次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无不都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太平天国更是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的主张。同时，上溯的封建皇朝历次更替，无不都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这种中国式“天”和人类“兄弟”、“姐妹”的关系，其实正契合了西方近代社会产生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但是，中国封建皇朝循环史告诉后人，数千年中国式思想只成为了至今依旧被人指认的空想。何以至此？

在中国故往历史中，无论成功开创一朝的领袖，还是失败的领袖，中国先人无不自视为“天下”拯救者，古语“解万民于倒悬”是古代士绅学子包括不少帝王将相的垂古经典用语。但是，一旦“替天行道”成功，那位“救世主”没有把“人”和“天”分离开去，而是自封成为了“天子”，“替天”者成为了代表“天”的“天道”。分散式小农自然经济社会秩序是这位“救世主”不得不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而曾经视为仇雠的“逆天”前朝的封建宗法等级制正是来者唾手可得的维稳准绳。“解万民于倒悬”只是造反者成为统治者的代称（自认“太祖”、“太宗”）。以统治者为意志的宗法等级制使得中国历史数千年一直存在的人类理念“均”和“平等”思想成为了空想。

世界史告诉我们，人类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对闭塞的古旧中国“天下”之外的欧洲众多国家，同样经历了以统治者为意志的中世纪封建世袭血统等级制。西方中世纪末期和近代之交，历史记录下了欧洲多位国王竭力走向极权专制而被造反民众送上绞刑台的史实（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在英国称为“光荣革命”），——相对开放的国际地理环境使得这种极权专制难于达到封建中国式鼎盛境界（人类史学者公认：地理环境是涵养文化与制度的因素之一）。西方君主专制制度（被迫）走向了相对更合理的议会制度，维系社会秩序的准绳，不再是专制统治者（此一时彼一时）的主观意志而是客观的可延续的制度意志（所以那个时代西方产生了各种科学追寻的社会学说）。欧洲国家在千年封建中世纪的历史寻找中，找到了“天”和“上帝”，它便是法律“制度”（必须遵循“人生而平等”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古旧中国式的那位“替天”人类拯救者，——旧中国还没有意识到人的不可靠性，因而人脉、人际关系学大放异彩。不可否认，清末民初以来的很多中国先进分子作过改变“救世主”观念的努力，但仍是失败多而成功少。

假如有人说，中国封建皇朝之所以能够存在数千年之久，自有它的合理性，那么，自有史载以来持续数千年而一直被打压的“均”和“平等”思想，就是空想？就没有了合理性？只是蒙昧旧中国在认知上仍把这种“平等”（公平）指归在人的因素而非制度因素上而已。而它应该是人类文明的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