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派或党派只是现世政治观的产物。用现世的宗派观去看待历史社会的自律性发展，只会使“历史”发生畸变，是后人所需要的“历史”，而非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开始，大多史论把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誉为睁眼看世界者，而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主旨（三人都有清朝体制内的落魄经历或成为最终的落魄者）。从70年代起直到清朝崩溃，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实践性的洋务思想家和改良（改革）社会的启蒙思想家，如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王韬等；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等。中国社会正是在这一阶段从古旧小农经济农耕时代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的，落后的中世纪皇朝（虐待狂式）酷刑也正是在这一文明的转身中被废止的。同样，太平天国起义领袖之一洪仁轩也被中国后人列入当时的思想家之一，他所著《资政新篇》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向西方文明学习同趋大势的结晶之一。这种抛开派别、政治观的史论，是历史的正叙，它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和文明发展追求的同一体系。但从古至今的中国，几乎都以权力争夺、宗派斗争的传统观念去看待历史前人，以排斥“异己”（有学者称之为惯于把“清浊之争”归论为“政见之争”）；历史的事实是，各种势力集团和宗派之间，几乎都提出了有助于中国社会进步、异曲同工的政治理念。而因后人政治需要去排斥历史中任何多方、只认所谓单一“主流”的人文叙述，只能是现实宗派观对历史自身发展规律的曲解，是古旧蒙昧认知的自觉继承。笔者一直认为，任何历史社会，人们对当时大势的感知大致相同，而大致相同的感知只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改革进步要求（古语：君子和而不同）。历史社会的进步，正是在社会各方、各派人士共同感知趋新改良中产生的，这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历史观；而割裂地看待历史政治派别，正是历史后人本身宗派思想之作祟观，它几乎就是中国封建历史从曾经的（农耕）先进走向极端专制、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原因。

中国近代历史证明，宗派和党派并非是封建皇朝所指斥的异端，即所谓“君子不党”，那只是帝王一姓家天下的狭隘（皇权本身则为一宗）。如何构建党派制度，构成社会的合力，才是一段清末民初历史发展的正叙。